《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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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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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 (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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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挥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①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② 
  论并导致恶果。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17 世纪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42—15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78—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 《明史》'41',273,第6987—6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1—7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6785—67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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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1645年5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 (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 
  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 
  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 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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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 
  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 
  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 
  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 
  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 
  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 
  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 
  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 
  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 
  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 
  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 
  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 
  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 
  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 
  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 
  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 
  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 
  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 
  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 
  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 
  主持正义——就是说,若不被激怒,他们愿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满足于某种 
  报偿、让步和特殊利益。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和鼓励满族人的谈判态度,弘 
  光朝廷在1644年7月开始计划派使节去北京。使节的目的规定为:(1)适当 
                                                     ② 
  地安葬崇祯皇帝;(2)赠与吴三桂爵位和贺礼, 对他的效忠满清,暗中加以 
  破坏,吴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将领,曾有效地反对农民起义军;(3)向满洲人 
  赠送谢礼 (补偿),感谢他们把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4)劝诱满族人撤军, 
  条件是让与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10万两岁币,默许其统治者除“皇 
  帝”之外的任何称号。他们不知道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天下”的战略利 
  益,这时正把年轻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北京。 
       1644年8月初,正式任命三个人担任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 
  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左都督陈弘范和太仆少卿马绍愉随行。这不是最 
  好的一组人选。三个都是次要人物,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们似乎 
  愿意去。左懋第决心在蛮子面前维护明朝的荣誉,不欲进行谈判。此外,他 
  公开反对委派马绍愉,因为马在崇祯朝同满族人谈判时有讨好对手之嫌。③ 

② 阿巴泰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 — 4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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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弘范则是清廷这时所要找的一个中间人,希图通过他说服南方的将领归 
  顺。 
       使节走走停停,由于供应和运输问题以及遇上土匪,沿大运河北上的进 
  程很慢。他们进入济宁以北的满族人占领区后,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 
  住处,并加以许多限制,在10月的最后几天当他们接近北京时,这些限制越 
  多。人家对待他们不像平等国家的使节,而像从一个属国来的进贡者,最后, 
  他们由于企图同吴三桂联系而被拘留在鸿胪寺。在这里,满族大学士刚林见 
  了他们两次,责骂他们和南方的政府,没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许祭奠或 
  重葬崇祯皇帝及其后妃,认为没什么可谈判的,因为清军已经发动了对南方 
  的战役。最后,他们被允许在11月25日在严密监视下离开北京,但不久就 
  有一支清军赶来,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俘虏。陈弘范这时已与清廷合作,继续 
  前进去向弘光朝廷报告即将来临的对南京的猛攻。 
       关于清廷的狂妄与好战的报告并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8月下旬,多尔 
  衮曾给史可法送来一封信,信中对比了清廷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 
  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失败,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10月15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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