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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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　
　　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　
　　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　
　　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　
　　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　
　　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　
　　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　
　　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　
　　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　
　　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　
　　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　
　　　　　　　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　
　　　　　　　　　　　　　　　　　　　　　　　　　　　　　　　　　　　　　　　　　　　　　　　　　　　　　　　　　　　　　　　　　　　　　　①　
　　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有许多历史著　
　　　　　　　　　　　　　　　　　　　　　　　　　　　　　　　　　　　　　　　　　　　②　
　　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　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　
　　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　
　　存的有，16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　
　　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　
　　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　
　　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年郑晓的　
　　　《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年何乔远的《名山　
　　藏》（2。1。5），它由35篇“记”（应为37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　
　　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　
　　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　
　　故未列入　《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1601—1676年）的《罪惟录》　
　　　（2。1。6），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1667年）的《明书》（2。1。7），　
　　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2。1。9）分别完　
　　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　
　　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1555　
　　年，1。2。1），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1。2。2　
　　—12）。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1351年，终1521年，即正德　
　　末年。它很快就流传开来。跟其他写于16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著作一样，《皇　
　　明通纪》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对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它出版后不久，就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82—185　页；朱彝尊：《书两朝崇信录后》，见《曝书亭集》＇105＇　　（1714　

年序；重印，《四部丛刊》，第155—156　函，上海，1926　年），45，第12　叶。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43—1347　页；王鏊：《震泽长语》＇531＇　　（4。5。10　）（16　世纪初；《纪录汇　

编》，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25，第12—13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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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包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　
　　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　
　　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1627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　
　　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　
　　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　《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　
　　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　
　　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　（1620　
　　—1627年）的《两朝从信录》（1621年，1。2。6），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　《通纪会纂》　
　　　（　1。3。8），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1574—1625年）所著，此书　
　　写明朝历史到1646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　
　　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17世纪的中国似乎是　
　　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　
　　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　
　　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　
　　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　
　　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　（1563—1627年）的《史纲要领》（1610年）。　
　　③　

　　　　　　　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1696年，1。3。9），　
　　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　
　　　　　　　　　　　　　　　　　　　　　　　　　　　　　　　　　　　　　　　　　　　　④　
　　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　
　　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　
　　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　
　　的《宪章录》（1573年，1。3。1），终1521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1600　
　　年，1。3。2），终1527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　
　　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1。3。7），起1328　
　　年，终1645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25年最　
　　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　
　　抄本校勘，1958年出版于北京。⑤　
　　　　　　　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　
　　飞纪略》（1542年，1。4。2），起1352年，终1402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　
　　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582年，1。4。4）写嘉　
　　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　《崇祯长编》　
　　　（1。4。9）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修纂实录）的编年史。台北中央研究院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204　页；郑晓：《今言》＇64＇　　（4。2。2　）（1566　年；重印，《纪录汇编》，　

144—147，1617　年；上海重印，1938　年），145，第2　叶。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1—793　页；郎瑛：《七修类稿》＇304＇　　（4。3。3　）（1566　年或其后；北京重　

印，1961　年），13，第190—192　页。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0—1191　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223—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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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66卷手抄本，可能是现存最完整的。这部著作中有少数几章印成了文　
　　集。　
　　　　　　　第一部新颖的按题目编排的重要历史著作，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　
　　　（1658年，2。2。11），它模仿《通鉴纪事本末》，在体裁上是综合体的一种　
　　变体。但它又不同于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整理的《通鉴纪事本　
　　末》，它所根据的明代资料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失传。它被认为　
　　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经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年就翻　
　　印了。　
　　　　　　　还有一种综合体的变体，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时期历史的各种论文的合　
　　集。这类著作一方面在内容上不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著作那样广泛，另一　
　　方面又区别于一个作者著作的总集。在中国目录中，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　
　　的别史类。这类著作包括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1590年，2。2。6）和《弇　
　　州史料》　（1614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编成的。两部著作偶尔有重复。前者包含若干　
　　　　　　　　　　　　　　　　　　　　　　　　　　　　　　　　　　　　　　　　　　　　　　　　　　　　⑥　
　　论文、系谱、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误》。后者增加几种志，其中一些涉及　
　　中国与外国人和这样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传记和传　
　　　　　　　　　　　　　　　　　　　　　　　　　　　　　　　　　　　　　　　　　　　　　　　　　　　　　　　　　　　　　　　　　　　　　　　　　　⑦　
　　记材料、有关明史话题的各种评论。王世贞（1526—1590年）是16世纪的　
　　杰出学者和批判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　

⑥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39—1242　页。　
⑦　引自姚名达：《邵念鲁年谱》＇614＇　　（上海，1930　年；1934　年重印），第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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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著述　

　　　　　　　　传记著述在中国各个时代的历史编纂中占有突出地位。所有断代史的主　
　　要篇幅都分给了列传。《明史》（2。1。9，明朝的正史）的332卷中有220　
　　卷是传记。在大多数综合体的私家或半私家著作中，比例都相似。关于中国　
　　　　　　　　　　　　　　　　　　　　　　　　　　　　　　　　　　　　　　　　　　　　　　　　　　　　　　　　　　　　　　　　　　　　　　　　　　　　　　　⑧　
　　传记著述的主要特点，在别的地方已有论述，不必在这里重复。在传记作品　
　　中，往往不能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已经有人指出，在中国，　
　　传记著述的主要目的是对死者表示尊敬并对他们的一生作出结论，而在　18　
　　世纪的中国，这被认为是一个君子的义务。①　
　　　　　　　　在16和17世纪，大多数明代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　
　　传记作品往往起到一种社会作用。所以尼维森用“社会传记”这个词来形容　
　　　　　　　　　　　　　　　　　　　　　　　　　　　　　　　　　　　　　　　　　　　　　　　　　　　　　　　　　　　　　　　　　　　　　　　①　
　　墓志铭或墓表、神道碑、祭文和其他这类纪念性的作品。人们不期望这种社　
　　会传记对死者的人品和成就作出批评性的评价；而要求它们是一个朋友或与　
　　死者家庭有某种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学者所写的颂文。　
　　　　　　　　社会传记是一个学者的文艺作品中的重要部分，并往往占据他的文集的　
　　一大部分。除去死者的近亲或朋友所准备并通常是印出的行状外，这种“社　
　　会传记”包含了可以得到的最基本和最详细的传记材料，由于它们是在一个　
　　人刚死后写的，根据的是当时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资料，一般也是最可靠的资　
　　料。　
　　　　　　　　这类资料的两大集成，焦竑的　《国朝献征录》（1616年，3。1。1）和顾　
　　嗣立的《皇明文海》（1693年，3。1。6），可以看成是明代传记的两部最杰　
　　　　　　　　　　　　　　　　　　　　　　　　　　　　　　　　　　　　　　　　　　　　　　　　　　　　　　　　　　　　　　②　
　　出的合集。前者（有现代的重印本）终万历初期。这部合集除社会传记和行　
　　状外，还包括从实录中整理的传记、家史和其他各种资料。后者只有手抄本，　
　　③包括整个明代和范围相似的传记资料。尽管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有些重复，　
　　但包含的材料有时不同。不过，在明代作家的文集发表的大量传记材料中，　
　　它们只占了有限的一部分。　
　　　　　　　　后来官方或私家编著的历史著作中的“列传”，不同于这些“社会传记”。　
　　编写它们的作者通常与传记的主人翁没有密切关系。写传记的目的与其说是　

⑧　已故海因茨·弗赖斯在他未发表的论明代宦官的政治作用的资格论文中，详尽阐述了这个题目。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1568—1628　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　
安阿伯，1968　年。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0—312　页。原文引自《修史条议》＇231＇，在刘承幹编的《明史例案》＇347＇　

　（1915　年；复制重印，北京，1982　年）中，题为《徐健庵修史条议》，见该书卷2，第10　叶。徐乾学为　
他的历史编纂评论写的序言，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明史例案》2，第1　叶和徐乾学的《憺园文集》＇232＇　
　（1697　年；重印，《清名家集汇刊》，昌彼得编，台北，1979　年），19，第20—21　　叶。　
①　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1＇，《北亚细亚学报》，3　　（1944　年10　月），第254—285　页。　
②　关于尚存手抄本的传播和两种刊本的起源，见傅吾康：《介绍》＇172＇，第22—23　页；间野：《明实录之　

研究》＇370＇，第91—115　页。　
③　黄虞稷　（1629—1691　年），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　页；《千顷堂书目》＇260＇　　（17　世纪　

后期；重印，《适园堂丛书》，1，台北，1967　年），177，第1　—　6页。据编者张钧衡的跋，这个目录是　
　《明史·艺文志》＇41＇的主要资料来源。又见王遵通（音）：《黄虞稷（1629—1691　年）史　
部新校注本》＇556＇，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