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
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1361年初投降了山东
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他请他们再
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节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
1362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都是省会济南以
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迫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
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
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感到宽慰，察罕却在身后
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
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们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
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他的孩提时
期就扶养了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
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
然他承受了双重文化遗产，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
的理想的兴趣。1361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
今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对
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
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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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汉族身分认
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受
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势头。这就使得朝廷给
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要胜利地完成用兵力
扫荡山东的任务。他立即着手准备攻占叛军现已孤立的据点——益都；这个
任务似乎是他的养父不急于完成的。在围困了这个城市几个月之后，他用穿
地洞越城墙的办法拿下了它。有两百名叛乱领袖被送往京师行刑，但是，杀
害察罕的两名变节将领田丰和王士诚则留待扩廓自行决定。他挖出了他们的
心，以此祭奠了他养父的亡灵。从山东半岛一直到极西边的陕西这片华北地
方现在是安全的了，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罗帖木儿继续在宫廷与一个想换掉太子的派系搞阴谋活动，即
他们想换掉爱猷识里达腊王子，因为他不是孛罗之女——即皇后——所生之
子，而是皇帝一个宠妃所生的儿子。孛罗还继续告发他的宿敌察罕的儿子扩
廓。这就使得扩廓不可能超然于宫廷派系斗争之外。孛罗和扩廓两军交战的
焦点是在争夺山西，1363年战局变得对扩廓有利，并把孛罗驱赶到京师，促
使他本人在1364年控制了京师。爱猷识里达腊王子怕遭孛罗的毒手，因此逃
走并把自己置于扩廓的保护之下。孛罗对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终于使消极的
皇帝转变态度并下令把他刺杀。1365年8月当孛罗在去朝廷的路上，他被一
把斧子砍死，他的头后来被装在一个盒子内送往爱猷识里达腊，要他相信他
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师了。扩廓把他护送回来，并在京师逗留了一段短暂时间。
他被封为河南王，然后奉命去清除长江流域的叛军。扩廓很可能留在朝廷并
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汗几年前的表现一样，对宫廷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返
回了河南，并作为华北的主宰而扩大了他的军政力量。
扩廓也受命指挥西北的某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别是李思齐，都对察罕
的养子心怀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无需对他效忠。这就又引起
了一场内战，这一次是在扩廓和四个陕西军人之间打的（除了李思齐以外，
还有张良弼、脱烈伯和孔兴，后面三人都是孛罗原来的旧战友）。这就有效
地阻止了扩廓去执行清除长江叛军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
的。他在这时把军队向南开动，就会把他的河南根据地暴露在西北军阀的面
前；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军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另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元末的一个大弱点：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
是它的主要仆人，使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14世纪60年代之初起直
到1375年他死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
强大的、作战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军事领袖。
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
人。他的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后20年为维护元王
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等的复杂艰难。①
元王朝其他的地区性领袖因中国中部普遍兴起的叛乱而与华北相隔绝，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地卷入宫廷政治中去。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不同的情况。
陈友定（约1330？—1368年）是一个孤儿，身躯高大结实，本为福建福
州府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他于14世纪50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被
① 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 章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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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从军。他被一个地方官员所征募，最初负责一个警察治安队的工作，如果
是在平时，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是，南方红巾军进犯江西行省
时他被征调去打仗，他再三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质，因此升赏极快；这在国
家纷乱的时期是很常见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县里的小官员升
为掌管一省的政务的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培养了一些学者，并想获得基础的
学识，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儒家的绅士。
他具有独裁者的性格；他喜欢采取严厉措施，而且当下属坦诚地发表不
同意见时他又以暴力行为来维护领导的地位。他有两种特出的品质，即在军
事上确有能力和对元朝政权怀有强烈而坚定的忠诚。他的粗暴态度使许多伙
伴离弃了他。当他在1368年被明军俘虏并解送去南京时，朱元璋这位新的明
王朝的皇帝指责他杀害了衔命劝他投降的明军使节，但是朱元璋仍然准备赦
免陈友定，给他以某种荣封；明太祖对勇敢的对手有好汉惜好汉之意。可是，
陈友定对败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动摇，他向明朝皇帝大声嚷叫道：“国
破家亡我可死，尚复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马上命令对他行刑，另外还处
死了他一个自愿陪他来送死的儿子。
在邻近的广东省，何真（1322—1388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在年轻
的时候也是一个孤儿，但出身于一个能给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在培
养亡命之徒的传统下造就出来的年轻人，他拥有同时使剑和用笔的资质，而
且爱惹是生非；这个年轻人具有在乱世中谋求发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
时期地在当地政府中供职，后来被撤了职。后来和许多别人一样，他也获准
以私人身份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方自卫队。作为这支私人部队的领袖，他从
土匪手中收复了州城。现在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以官
职。他继续建立了州城的防御部队，并因领导他们打仗而在州署内赢得了更
高的职位。1363年，他全权指挥全行省的军队从沿海的海盗手中收复了广
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为左丞，1366年又升为行省官署的首脑，这时他的军
事力量已能使他对该行省机关发号施令。因此，他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地方私
人防御领袖中是唯一从那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区性领袖的人。
1368年夏当明军到来时，这个前此一直是毫不退缩地镇压土匪和攻打叛
乱分子的人轻轻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晋谒朱元璋；这位新皇
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1387
年65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号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
（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
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
1382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
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14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1388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 （朱元璋于1355
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
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纳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1368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
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
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
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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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县一级地方诸领袖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14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
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
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
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
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
的论述可以引用14世纪的史料予以生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
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 14
世纪40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1366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说：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
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
①
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
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
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
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
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
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年＇，漳
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
“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
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
②
之倔强者。” 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
①
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1330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其他数
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年）便
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
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
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
①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 （叙，1366 年；北京，1955 年重印），第28 页。
② 《辍耕录·忠烈》＇501＇，第14 页；《元史》＇490＇，193，第4388 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
在1338 年。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