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
开仗，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1558年4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
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他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
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1558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1552年早期
户部和工部已上报，1550年10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
1000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1300万两银子。皇帝于1553年下令铸钱时，
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1556年1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
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800000多人。此后几年不能征
税。1557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
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1558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
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200000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1550和1560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
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
如也。
在这个10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1560年，大同总兵官
在大同西北80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
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
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
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
性的战略。1550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
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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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朝廷政治
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
践。早在1523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
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
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
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10年没有孩子
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
够有力的。
1524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1459—1539年）的道教名人到朝
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1526年，邵因
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1521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
地震的次数异常多，1525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1526年3月当邵的地位提升
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
是不灵验的。1527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
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1529、1531和1532年出现，最后一次历
时115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
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1532年11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
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
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
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
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
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 1533年以后生
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1536年10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
后邵再次被加恩。在1533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
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
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939年3月巡幸他以前的
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世。受邵保护的陶仲文 （约
1481—1560年）接替了他。
陶的经历开始时是一个小官。他在30年代后期到北京以前，曾经在辽东
管理仓库。他年轻时在江西见到邵元节，当他因官员们考绩而到北京呈报时，
找到了邵。邵这时生病，他告诉皇帝，这个门徒能够除掉在宫廷院落中看到
过的“黑眚”妖魔。表面看来，陶成功了。在皇帝1539年巡幸湖广期间，陶
准确地预告了一次在大火中暗杀皇帝的企图。这给了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很快把陶当作心腹，让他负责所有道教事务。
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开始相当详尽地探索
道教的这些方面。春药一般由铅丹 （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
砷）组成，配以其他物质，做成丸子或小颗粒。这些“不死药”据说使人感
到轻快、强壮，增强一切欲望，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1540年9月，皇帝告
知朝廷，他想隐退几年以求长生。当一个朝廷官员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而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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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时，他被逮捕并杖死。
皇帝应当注意到这个警告。相反，他却变得嗜爱这类兴奋剂，并在整个
帝国内搜寻。他使自己在20多年中渐渐中毒致死。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
是慢慢表现出来的。长生不老药的中毒症状包括皮肤和胃的疾病、无缘无故
地发怒、痴呆，所有这些皇帝在他接近60岁时都表现了出来。
到了1540年，他坚定地信奉道教，连受了骗子们的骗也不能动摇他的信
仰。他曾决定隐居，部分原因是一个自称能够将不值钱的物质变成银子的方
士向他保证，要是他隐居并用这种银子的器皿进食，他将变成一个不死的人。
1543年，这个方士被揭露，是一个骗子，并被处决。陶仲文由于最先推荐他，
担心自己也将被牵连进欺骗行为。当他提出辩解时，皇帝只是说：烧炼术行
之已久，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精通。他最初也受了骗。
到1545年，他已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
沙盘上的一个T字形物件。从T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
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
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然后焚化，
假定烟将把信息飘送给这位神。既然陶仲文指导扶乩仪式，控制了降神者，
并解释这些答案，他就能够影响有关政策的决定和人事安排。1548年2月，
皇帝在这样一次扶乩之后，突然改变了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主意。严嵩
明白这种决策的办法以前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他乐意参加道教仪式，尽力
讨好陶仲文。
陶在50年代继续向皇帝提供获致长生和不死的新方法，皇帝的反应是热
诚的。道教徒的想法是，为这样一种转化而自我修炼能够达到肉体的永生不
朽。这种修炼需要提炼内、外丹。外丹包括植物和矿物的合成物，笼统地称
为“不死药”。提炼内丹靠增强“阳”，也就是生命要素。这种观念认为，
这可以靠和14岁以后第一次来月经的处女交媾而达到目的，据说这时“阴”
（隐秘的力量）中的“阳”（生命力）最旺盛，这时交媾它可以被吸收。
陶仲文建议皇帝为此目的而征集年轻的姑娘。1552年他为宫廷机构选了
800个8至14岁的女孩，1551年他又选了180个，都在10岁以下，用来提
炼内丹。尽管这种作法受到一些官员的批评，但事实上，在较小的规模上，
在富有而有文化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南方，这种作法是并不少见的。
1556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
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
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
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
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
植物显然是存在的。1558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1860株新鲜样
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
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
们。
在陶仲文于1560年11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
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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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掌权
皇帝在1539年6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
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
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
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
职位。1541年8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
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
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10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
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
1542年11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30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1540年以后他却开始
反对这类作法。1542年7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
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
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
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 1537年至
1542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
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
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
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
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1542年8月免除夏的职务
时，强调了这一点。在1545年10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
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1542年9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60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
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
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1543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
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
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10月，他
告诉皇帝，1543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
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
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
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1545年10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
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以支持他
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1539
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脏，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
后，才撤消了控告。严嵩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
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1548年2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
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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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
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
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
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
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
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
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1549年直至1562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
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
1549年3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
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10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
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 1550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
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
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