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
② 夏燮编： 《明通鉴》＇210＇ （约1870 年；重印，北京，1959 年）；4，第2953 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
编：《明史》＇41＇ （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291，第7454—7456 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
略》＇271＇ （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第34 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
10，4 （1969 年），第211—233 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 （1658 年；重印，4 卷，载 《国学基本丛书简编》，
上海，1936 年；影印，台北，1956 年），4，第24—36 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76—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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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
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
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 （1583年进士，
1628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
③
击。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
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10月1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①
燝、韩爌（约1558—约1637年）、叶向高（1562—1627年）为首辅，也是
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1621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1562—1626年）、赵南星（1550—1628年）、刘宗
周（1578—1645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1546—1629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年），在
①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22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
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
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
难性的。
东北边疆的事态发展，1620—1626年
③ 《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250 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302—303 页。
① 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
1957 年），第132—162 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
14 （1949—1955 年），第1—163 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
子》＇526＇，载《代达罗斯》，101 （1972 年春季），第35—70 页；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
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
243，第6301—6306、6315—6316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459、1312—1314 页。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 页。
② 见第9 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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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军事是晚明中国的一个已经确立的原则，而万历和天启朝的党
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务。在天启朝，这类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杰出的军事
②
战略家熊廷弼（约1598—1625年）。在满洲人于1619年4月击败一支中国
③
和朝鲜的联合远征军之后，熊曾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明朝军队在东北地区的
最高指挥官）。他在担任经略的第二年，逐渐改善了防务，恢复了军队的士
气。然而，他的谨慎却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视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
在长期和充满争论的官场生活中到处树敌。1620年10月，他被撤去经略的
官职，由他的一个部属袁应泰（约1595—1621年）代替。④
袁是一个杰出的文职人员，但缺少军事经验。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用蒙
古部族成员补充辽东的中国军队，这些蒙古人是为了躲避饥荒和满洲人的进
攻而逃到明朝边疆的。1621年春，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紧要关头叛逃。
由于他们的帮助，满洲军队在1621年5月4日占领了战略城市沈阳，几天以
后又陷总部所在地辽阳。袁和几个官员宁愿自杀而不肯投降；他的其余的同
事均战死。夺取辽阳后，满洲军队就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属于明朝的领土。
虽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军队要比他们那时看
⑤
起来弱小得多， 但中国军队的拙劣表现使朝廷陷入一种近乎惊慌的状态。
1621年5月16日，北京宣布戒严，援军被仓促派往前线。皇帝周围的人纷
纷献策，特别是建议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顾激烈的反对 （其中许多来自反东
林方面），同意了这个建议，熊于7月24日再次成为辽东经略。不过，这时
他的总部设在山海关，这个战略要道在长城的东端终点，距京师仅有175英
里。许多在上次参与促成熊的免职的官员被降级、调离，或者，像一个坚决
反对东林的人那样，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与该地区的新巡抚王化贞（1613年进士，1632年去世）
①
不能很好合作，王驻在山海关和辽河之间的广宁。这两人在战略上不一致：
熊廷弼想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御性战略；王化贞坚持要反攻。当王的一员将领
②
毛文龙（1576—1629年）9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
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
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
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 （1551—1635年）的支持，①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 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 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 页；《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 页。
④ 传记见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 页。
⑤ 传记见 《明史》＇41＇，240，第6238—6242 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 （约1653 年；北京，1958 年重印），5，第5177 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
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 （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 年＇，第3 卷），第244—321 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 （1815 年；台北1971—1972 年重印），5，第3874 页；李雅各：《英译
七经》＇309＇ （1870 年，香港1960 年重印；第2 版，台北，1969 年），第124—125 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 《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 （斯坦福，1966 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
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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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1621年12月，他的
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
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
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
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1632年，在
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
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1618至1621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
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1623至1624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
②
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
并利用了它。
①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1563—1638年）被任命为蓟辽经略，
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
①
部属袁崇焕 （1584—1630年）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
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1625年11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
以北120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
战中受伤，并于1626年9月30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
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1626年下半年不像1622年3月那
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
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1621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
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
②
省城成都被围102天。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
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
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
③ ①
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 那里
② 魏忠贤传见 《明史》＇41＇，305，第7816—7825 页，和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 页。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 （安阿伯，1968 年）。
① 《明史》＇41＇，305，第7816 页。
① 乔治·H。邓恩 （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
的故事》＇148＇ （印度，诺特丹，1962 年），第86 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
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 年）》＇269＇ （图森，1961 年），第12、80 页，注＇9＇、
＇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 （崇祯＇1628—1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968—971 页。
③ 《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