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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后第二次给我摘帽。在这之前，有些人受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志自杀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所以好好地活着。“文革”后，1978年秋天，这时我已调回北京了，大约是11月左右，我没有通知黄先生就去看望。当时他家里有很多人，黄家的人看到我都很高兴。黄肖路说 ：“快，快去找爸爸。”让人到操场去找黄先生。黄先生回来以后，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心里面觉得挺不容易。
党治国的良心：从“辩论”到“辩护”
据党治国在《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一文中回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了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对黄万里折磨最深的是连累家庭
株连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统治者对付政治异己者的常用手段，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部分。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并未从精神上垮掉。他自己最痛心也最担心的是所学的治水学问不能造福于民，这是他的一大遗憾；而精神上折磨他最深的则是自己因言获罪连累了家庭。
1957年，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高中毕业，当时反右刚开始，高考招生还没有实行因父母
是右派而株连子女的政策，黄观鸿有幸考上了北大。以后，他的次女无满、次子二陶、小女肖路都受到了株连。
1958年，黄无满参加高考。当时她在贝满女中，也就是女十二中，数理化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很自信，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学理科，因为姐姐黄且圆、哥哥黄观鸿都考上了北大。她自己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对学理科很有兴趣。那是进一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第一年，她考得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被录取。所幸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许多新学校，又在未录取的考生中进行了第二次录取。她再填志愿，后来被北京机械学院录取。这个学校在北京东郊，是原来北京工业制造学校改办的大学，先开了一个本科班，她就是在那儿上的大学。据她回忆，清华另一名右派教授的儿子因不愿受二次录取之辱，就没上成大学。“同样，钱伟长的儿子，跟我同届，是男四中毕业的，功课相当好，也没取上北大。让他第二次报志愿，他很倔，说不去，当工人去了，上石景山当了六年车工。钱伟长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有两女儿，也因为受父亲牵连，没上大学。儿子是老大。他跟我说过，六年很苦，上夜班时困得头都抬不起来。他没上成大学，后来就自修专业，如今在照相机研究所。”
为女儿入学问题几天急白了头（图）
此时长女黄且圆北大毕业后在北工大任教，长子黄观鸿北大毕业后在天津大学任教，次女黄无满在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到北京仪表机床厂当技术员，次子黄二陶正在清华冶金系学习，幼女黄肖路在101中上高二。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学业优异却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未考上大学，黄万里满面愁容，痛心不已。在素以诗书传家的黄万里看来，再没有比连累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大学更令他难过的了。
无满、二陶上大学费尽周折，过了四年，到1965年，小女儿黄肖路考大学的时候，黄万里的右派问题又成了她前进的拦路虎。黄肖路是名牌学校101中学的学生，参加高考成绩很好，但仍然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万里精神打击很大。对这些永远也抹不去的伤心往事，黄肖路本人是这样回忆的：“1965年我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可以报三个系，按志愿顺序，我报的是：无线电系、电机系、精密仪表系……但结果是‘不录取’。记得那天上午发通知，我爸先拿到了通知，一看‘不录取’，就放到口袋里。快到中午时，同学、朋友们来找我，说他们都考上清华了。我说我的通知还没来呢。我父亲就把我拉到屋里，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真如在大晴天被轰顶的霹雳打蔫了。不知我父亲怎么知道我的同级同学谢玉淳也是‘不录取’（他奶奶是日本人，爷爷是台湾人，姑姑在台湾），就去谢大夫家了。一会儿，我从新林院到胜因院的小路上去找他，正碰上他从谢家回来。一看他，我真吓了一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脸上那么难看的表情，那么难过、可怕！他好像老了十多岁。一下子，我一点也不为我自己伤心了，我只是为父亲伤心。我想起了他说过：‘如果我犯了罪，我愿意受处罚，坐监狱甚至杀头都行。但是因为我犯了错，我的子女不能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后来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后一两天，水利系专门做我父亲工作的杨诗秀来找我，叫我赶快准备高考……谁知6月9日，高教部长蒋南翔就被揪出来了，接着高考制度就被废除。我在清华的工字厅看见一张大字报说：‘蒋南翔的校党委是向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投降的党委。大右派黄万里的女儿没考上大学，给黄做工作的干部受到层层领导的批评：‘你的工作怎么做的？连黄万里有个女儿今年要考大学都不向上级汇报？’”
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图）
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改正后重返讲台，为教师和研究生讲课。
1961年，二陶升学受影响后，他觉得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我母亲也希望他写检查，他才开始有限地承认错误，争取早日摘帽。那时，我和弟弟妹妹头脑都很简单，觉得他既是右派，应该承认错误，早日摘帽。我们知道，他任何党派都不入，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祖父的组织，他都不参加，不会有政治上的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观点要克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逐步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们也就不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一方面认为影响孩子升学，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那些观点都是对的，他
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一点令他特别苦闷。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在个人小事上患得患失，而国家的形势有什么变化，他却很关心。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受不了就自杀，他决不会干。他比较喜欢干实际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整天愁眉苦脸。那时候让他去扫地，他能面对现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理障碍。1968年到1969年，在工宣队进校前，他到水利馆扫地，要经过大礼堂，大礼堂两边两派打来打去，我们告诉他太危险，不要去了。他却跟我们说：‘唉，我现在一天不扫地，身上就不舒服。’他多次对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干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不工作了，就是农民在工作，就是农民在养活我们。他非得去不可，觉得这是他的任务，应该完成。
父亲的性格比较开朗，而且不计私仇，即使是整过他的人，他对他们个人也无介蒂。有一些人，帮助了他，他总记着人家的好处。为我弟弟二陶上学的事，刘冰帮了忙，父亲非常感激。他觉得不让上是人家执行上面的政策，让上是人家网开一面，只要人家为他做了事，他就不该忘记。‘文革’时有一个工人在路上碰见他，就逮住他大声地批判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是他也不忌恨这个人。他回来对我们说：‘只要他真的是那么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对的。’他就是这种人，不狭隘。所以，他在清华人缘比较好。
九十寿诞上的发言（图）
1988年，黄万里在浙江大学讲《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在黄万里生命的最后时刻，子女们在他九十寿诞的庆祝会上，向来宾表示了他们对父亲的敬爱之情。下录黄观鸿代表子女的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们的母亲和黄万里先生的全体子女，对清华大学和水利系领导、全体老师、教职工、父亲的全体同事和学生表示深切的感谢。父亲在清华已工作了近五十年。清华大学是科技与人文荟萃之地，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曾经为中国近代的学者包括父亲在内
提供了国内最好的工作条件和发表自己创见的讲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更能够在系里充分发表自己对治理黄河、长江及如何利用这些江河水利资源的学术观点和意见。我们更要感谢父亲生病十几年来学校和系里以及老师们、职工们对他身体康复所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谢谢大家。
今天，在庆祝父亲九十周岁的大会上，我们——黄万里先生的亲属和子女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怀念父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父亲留给我们最深的影响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首先是他的诚实：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众所周知，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对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意见，就是他说真话的最好例子。在四人帮统治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看清了他们的面目和政治目的，只是采取不吃眼前亏的态度。但是父亲不同，平时在家里就常说：“你们大伯是搞哲学的，他研究老子，可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孔子的哲学浅显易懂，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警告他在会上不能这样说，会引来大祸。但是他却回答：“这思想我已在会上交待过了。”当然后果是又遭一次特大的批判。
从小我们就在家中受到关于诚实的教育，很简单：孩子犯了错误，只要自己承认，说了真话，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否则定是一顿痛打。
父亲的见解有正确的，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也可能失之偏颇，还有的可能是错的。但他只说真话的品格，他的诚信的品格是高尚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看清真诚对社会的重要。其次是他踏踏实实工作，为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他193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时，很多大学请他任教授，竺可桢先生就请他到浙大任教。但他以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为己任，放弃了优厚的薪俸和工作条件，徒步考察长江诸源头。他念念不忘自己考取的是公费留学，拿了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抗战时期他承建的水利和国防工程为国家省了多少多少钱，总算还清了人民的这笔债。上海解放后，他乘香港通往上海的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并立即响应陈毅市长的号召，带着全家到沈阳参加建设。我家祖籍浦东现属上海，祖父也是上海名人，但父亲从不留恋上海——中国金三角的舒适生活，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在四川、甘肃、东北等比较偏僻贫困的地区奔波。来到清华园以后，我们看到他仍是夏天挥汗如雨，甚至赤膊上阵，趴在桌上工作，冬天为了防寒，穿着一件深棕色的棉袍，在书桌旁总要坐到午夜以后。我们睡了几觉醒来，仍能见到他在书桌旁的灯光。我们看惯了这件棕色的长袍，戏称他为“黄袍怪”。
就是“文革”时期，所谓革命群众勒令他在系里扫地，他也认认真真地扫，从不自怨自艾。他认为扫地也是为大家做好事，说不上“斯文扫地”。武斗期间，我们怕他遇到危险，劝他不要去扫地了，但他不听，仍然每天去尽自己的职责。他还说：“现在我扫地扫惯了，一天不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