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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素平等，僧人也就无权过问与管理世俗社会。在《辨方便与僧制》中，他明确反对僧人参预社会政治，还批评了历史上僧人和政府的结合：“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宰官”，“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罗什、玄奘都在批评之列。僧人真正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份：“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被袈裟，住兰若，不婚宦，不与俗事而住持也，如是谓之比丘。”，“各以其类，不可混淆，淆则非驴非马，不可显类。故比丘变相，以无其类而佛教以亡”。僧众应该考核其佛法水平，如果不合格，就应该还俗。“其余游民，则俾复公民之位，因以作其真正公民之事”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创造，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挤和压制。《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内学院章程中的“非养成出家自利为宗旨”受到太虚的质疑，虽然内学院作了解释，仍未能消除他的不满。太虚法师的不满，大概正是因为在其中看出了居士对僧团的干预。后来双方关于《起信》、《楞严》的真伪之争，也隐含着这个层面的争论：历代信奉它们的祖师是不是错了？他们有没有资格传授佛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僧团的特殊地位就不复存在，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重建僧团、重振佛教的努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欧阳先生消除了僧团在佛法方面的特权，也就是打破了传统上“法——僧”一体的结构，将两者分开。是否代表正法，绝非取决于出家受戒等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的佛法素养。传授佛法不是出了家就能得到的“铁饭碗”，而是佛法“竞争”获得的锦标。保持传法者的素质也就保证了佛法的纯粹和活力。这也可算是更为根本的“僧制改革”。
而且这种“打破”在当时也有其必然性。随着科学精神的盛行，佛教被当作迷信而遭到摈弃。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佛教，必须强调、发扬佛法中本来具有的理性精神。理性是没有专利的，在它面前没有“先天”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从佛法那里获得超越理性的特权。从这个角度说，僧侣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而对这个趋势，欧阳先生采取了他一贯的顺应和引领的态度。
不过，也应该看到，打破了传统的“法——僧”结合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佛法根本上是出世的，它最终的方向指向世界之上（外），所以在它之中应该留出一片人的理性所不能理解与把握的领域，而且是它的顶端，或者说基础。佛法也正因此才要求比理解接受更深入的信仰，才成为信仰。僧侣们的圆顶方袍、他们的与世俗划地而居，以至晨钟暮鼓、法相庄严，都是佛法这种出世或者说神圣性质的最好表征。在香烟缭绕，梵呗悠扬的佛殿里，理性的思考和追问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让位于神秘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和僧侣相表里，以僧团为核心的外在形式是佛法最合体的外衣。这件衣服现在虽已千疮百孔，但要为它缝制新衣也绝非易事。新衣服虽然鲜亮，但弄不好反而会掩盖穿衣人的风采。本来，佛法赋予了僧团神圣性，并且由此保证了自己的神圣性。僧侣与居士平等不是赋予居士神圣性，而只能是消除僧侣的神圣性，这必然影响到佛法自身的神圣性和信仰的发生。事实上，虽然欧阳先生和他的内学院旨在宣扬“佛教”（信仰），但是他的拥护者，如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等人，更多的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佛学”，而没有发生纯粹意义上的对佛法的信仰。他曾慨叹“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但实际上，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都更注重他佛学思想的学术性。直到现在，学术界对他的承认要比教内多得多，对他的定位，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于“学者”。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欧阳先生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而且有鲜明的现实性。面对佛教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深入佛法，发掘出了佛教自身足以应对危机的特质。当前，佛教的命运仍然不容乐观，回顾先生的佛学思想，对我们面临当前的挑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１ 杨文会：《十宗略说》。
２杨文会：《与桂伯华书二》。
３王恩洋：《追念亲教大师》。
４今日之佛法研究》。
５《孔佛概论之概论》。
６《支那内学院训释·释师》。
７《辨方便与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