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通讯会员了——记得那是由常惠先生办理并通知的。
现在检阅当时出版的该周刊由，我跟她的关系，如果从寄稿算起，可
以说开始于1924 年4 月。在那个月份的11 日所刊行的周刊第54 号《来
件》栏里，这样记载着：“4 月16 日，收到钟敬文海丰歌谣6 则。”这
是我与《歌谣》有槁件联系的破题儿第一遭。第二次寄稿，约在这次以
后一个半月左右，该刊第61 号（6 月29 日出版）《来件》栏里记载着：
“20 日，收到钟敬文《恋歌集》1 册（有海丰山歌72 则）。”这是我对
她的一件分量不薄的献礼。第三次寄稿，则在同年8 月。该刊10 月19
日出版的第64 号，在《来件》栏里有如下记载：“8 月9 日，收到钟敬
文广东海丰歌谣杂谈2 册。”此后，该刊还有收到我所寄材料的记载，
为避免繁琐，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我在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开始于第67 号（1924 年11 月9 日）。
该文即上面提到的《歌谣杂谈》的第1 篇《读〈粤东笔记〉》（第1 节）。
《歌谣杂谈》共15 则，由此文起，周刊陆续发表其他各节，直到最后一
则《叠韵语》（第85 号，1925 年4 月5 日）发表完毕为止。此外，我还
在该刊陆续发表了其他一些关于歌谣、民俗、方言等的随笔、小品和通
讯文字多篇。
现在，把我在这段时期（1924 年4 月～1925 年5 月）向该刊所寄投
的资料和在刊面上所发表的文字，加以概括，分为三类，并就各类稍加
谈叙。
（一）第一类——投寄所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
（二）第二类——发表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
（三）第三类——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讯与论讨。
第一类，我所投寄的口传歌谣和刻本俗歌等资料，除歌谣6 则与《恋
歌集》外，还有潮州书坊刻本的《老丑歌》、《戒烟歌》等唱本，以及
谜语2 则。在这些资料里，比较重要的，自然是那册《恋歌集》。
《恋歌集》记录的都是广东东江一带客家人的情歌（泛称“山歌”）。
客家山歌，现在已成为广大读书界的常识事物，并且受到海外学者的注
意。但是在六七十年前，除了当地人士外，晓得它、特别是欣赏它的人，
实在不多——虽然近代诗人黄遵宪（梅县人）早就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
并大胆地把它收入自己的诗集中（《人境庐诗草》）。我当时受到《歌
谣》周刊的鼓舞，在短时间内，从当地讲客家话的人的口里搜集、记录
了这几十首民间情歌。我当时对于它，不仅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
记录、考察它，而且是同时作为文艺读者去欣赏、吟咏它的。记得当时
曾经在那本子上题了两句话：
恋歌一卷亲收拾，
要与风诗补粤音。①
这种年轻人对于乡土艺术的热爱和学术抱负，现在看来，不免要作
会心的一笑。
可惜，当时北大困于经费，《歌谣》周刊所收到的许多册歌谣、谚
语等集子，都被搁置起来，终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的那本《恋歌集》
（据我所记忆，那段时期还曾寄投过一册《輋歌集》），当然没有更好
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发售。
① 《歌谣》周刊，除了当时北大出版部所印行的原刊本外，解放后，国内曾经
的命运！但不幸中之幸，在那个时期，我又在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
辑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她可说是《恋歌集》的姊妹篇吧），交给了
北新书局，在1927 年印了出来（此书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影印本）。
这算是对于那已消失的《恋歌集》的一种补偿吧。
第二类，我在该刊发表的关于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与小品，除了一
系列的《歌谣杂谈》外，还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混号》等
零篇文章。现在且着重谈谈《歌谣杂谈》。《杂谈》15 则，虽各篇长短
不一，但总是一时凭感兴写成的学术随笔、小品。内容以谈歌谣为主，
也旁及谚语、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点参考价值，像《南洋的歌谣》、
《潮州婚姻的俗诗》、《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及《海丰
的邪（輋）歌》等。80 年代我在编辑自己的民间文学论集时，曾经把它
一部分收了进去。
这些文章，虽然在体裁上只是些随笔、小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
论性质的著作。从我当时的学历、经验的情况讲，是不应该撰写它的。
这颇有点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现在看来，这些文章，
一般不但见解粗浅，而且资料贫乏，考据更无足取，个别地方甚至有知
识性的错误。如果要说它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对民
间文艺的痴情热爱，表明了我对这门新兴人文科学的一心向往和曾不惜
为它废寝忘食地执笔的旧事。再者，就是这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这
方面的一些幼稚的理解和看法。而这正是我后来发展了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在长期历程中的初步阶梯。这是我现在已怕于正视而又不能忘情的。
第三类，我对于《歌谣》发表的论文作了反应（通讯）和对于别人
的讨论文章给予回答。这些反应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载在该刊上。在那
段时期，《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分量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歌谣
的，另一篇是关于传说的。前者是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或者简称《看见她》，刊于该刊第63 号、第64 号），另一篇是顾颉
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篇（刊于第69 号）。这两篇长文一出台就
博得读者的喝彩。许多学界中人，纷纷投函表示赞赏，或提供有关资料，
也有的撰写了相关的辅助论文。我当时也敏感地做了反应。对于董先生
的文章，我提供了故乡“吃咸茶”的风俗资料（《关于〈看见她〉的通
信（7）》）。对于顾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 年12 月5 日至次年6 月1 日，
前后共给他写了5 次信，除了对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余大都是提供
与该文有关的资料及陈述某些意见的。那些资料，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如
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张籍的《筑城曲》等），更多的却来自民间口
传和地方刻本。让我在这里试节录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对该文看法的话：
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个流传了2500 年，按其境域几乎传遍了“中
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来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犹如剥茧抽丝，毫
不紊乱；而且替它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其精心独到。其实呢，像先生这样整理的
作法，是对于中国现在学术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这种评价，表现了我当时的钦佩心情，也是对这篇新传说学的优异
成就所作的适当估计。记得在顾氏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那
种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某些有关意
见，也得到顾氏的容纳或赞许，认为有益于这个传说的进一步研讨。我
也由于这种不断通信的关系，终于成为他学术上的朋友。
此外，我还回答了王嗣顺先生关于“山歌”问题的讨论。原因是他
在《歌谣》上读了我的《山歌》随笔印，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给他做了回
答。在这封信里，我的见识虽不怎样高明，但多少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古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我们从事学
术工作的人的座右铭。这种态度，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用以警戒自己，
并用它勉励年轻的研究生们。
以上简略论述了我当时跟《歌谣》周刊关系的三方面活动。总之，
我想说，在70 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产生的那份民间文学小刊物，她对我
的哺育，我围绕着她所进行的活动和她对我一生学艺道路的作用，是其
他任何学术影响所不能比拟的（除了马克思主义）。
毫不夸张地讲，《歌谣》周刊，是我早期学艺的乳娘和恩师！ 70
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变成90 老翁。如果几十年来，
个人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有些微贡献，那是跟那颗最初照亮我学
艺道路的星斗（《歌谣》）的影响无法分开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语言，写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1992 年，立秋之日，于西下庄。
上文草成后，余兴未尽，因填《临江仙》一曲，以畅所怀。
万众心声金子贵，剧怜长夜沉沦。一朝惊觉恣追寻。导航凭舵手，奋力彻朝昏。
人事沧桑时代改，回头往迹犹新。少年狂态动心魂。生涯臻暮境，术业待传人。
1992 年8 月9 日补记
印
过；台湾也有影印本流传。我现在手头用的是当时编辑常惠先生所赠我的原印本（共订四册，外加布套）。
常先生现已作古，对此生前赠物，不胜忆念之情。
4
书文论评一朵奇香殊态的青花
——读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
照我们的理解，同样的诗歌题材、题旨，可以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
去表现，而创作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幻想的（或
称浪漫的）。
诗人在面对当前（或回忆过去所曾接触的）的风景、人物、事件时，
有感于心，情思跳动，因而运用自己习熟的、或新创的诗歌形式（包括
格律、音调等），去给予那对象——诗材、诗思以艺术的剪裁、陶铸，
最后产生出定型的作品，这样的创作方法，是现实的。如果进一步探索，
这种作品在内容上是否能反映出“真实”（哲学意义的）来，当然存在
着问题。但这里只就创作方法的一般意义而言。这样创作的作品，则是
一种即兴诗。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大都是这种即兴的抒情诗。
不错，在诗歌作品中，还有一种与这种即兴的抒情诗不同的品种，
那就是叙事诗。叙事诗当然也要有客观的诗材和相应的主观情思，但它
往往因为要对人物、事件做必要的铺陈、描述，从而进行对题材的搜集、
选择和排比等活动，结果就使它的特点有别于一般的抒情诗，像古典作
品中的《琵琶行》和《圆圆曲》等。这类作品虽然内容侧重人物、事件，
有与一般抒情诗区别之处，但从创作方法上看，它还是现实的（我认为，
我国历史上的这类作品，并不是严格的、《伊利亚特》一类的大叙事诗，
而只是一种带有抒情色彩的小叙事诗，像英国的谣曲（Ballad 那样），
除去个别作品中间有描写超人间的人物、事件部分（如《长恨歌》里关
于道士遇杨妃的情节）之外。
跟上述两种作品的性质不同，还有采用另一种创作方法产生的作
品，那就是幻想性的（或称浪漫的）诗歌。
幻想性诗歌同样需要有客观事物的触发，需要有相应情思的产生，
在这两点上，它与现实性作品一样，而并非两者一开始就截然分途的。
但是，在诗歌形象的创制上，它却采取了另一种构思方式。它基本不是
按照作者感受到的现实形象去加以剪裁、排比、陶铸，而是把原有的诗
材、诗情，用一种非现实的形式去构想和表现出来。这有点像原始人神
话传说的创作那样。这种诗歌，就是幻想的、神话式的。
我国古代诗歌作品是非常繁富的。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那裒
然成集的《诗经》。到了汉代，那南方诗体的创作集《楚辞》也出来了。
以后，这方面的创作越来越盛，就不用细说了。而由于我国长期的农业
社会和比较尚实的文化精神，使得传统诗歌在创作方法上，也主要表现
为现实的、而非幻想的（这当然不是说，作品里完全没有幻想和想象的
成分）。幻想性（或近于幻想性）的作品不是完全没有，如《九歌》、
《远游》、《离骚》（后半）和晋代以后的《游仙诗》等，其中有的在
品格上还是极高贵的（如《九歌》里的一些篇章）。但是，从总体上看
来，在我国的古典诗歌里，幻想性的作品没有占据优越地位——特别是
从量上看更是如此。
这种我国传统诗史上缺少幻想性作品的局面，就是到“五四”前后，
以借鉴外国为助力，发展了反叛传统诗歌作法的新诗创作，情况也未完
全改观。这在诗学、文化史，乃至文化心态上，都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
题。
然而，幻想性诗作到底是民族诗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鲜花。这一类
韵文作品，只要作者的思维、感受和想象力等方面具有诗人素质，其艺
术表现能力又能与内容相副，这样产生的诗篇就可以同那些成功的现实
性作品相比拟。而且，由于它构想的特殊性，它还往往会产生更强的魅
力。这恐怕是许多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喜爱幻想性作品的原因吧。
毛泽东同志的《蝶恋花》，是运用传统诗型（词的小令）创作的一
首幻想诗。
这首小词，从题旨上看，是一首追念亡妻和亡友的作品。但我们应
该注意，作者在此追悼的，不只是一般的爱侣和密友，而且是两位革命
烈士。他们在那黑暗弥天、斗争剧烈的年代，为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幸福，
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作者追思起这样的亲人、密友、伟大战士，当然胸
中会有无穷的往事萦绕，有不尽的痛悼与崇敬心情腾涌。这自然有条件
使作者写出有价值的诗篇。而这类悼亡诗、追念死友之诗，在我国古代
诗库中不乏其例，其中也不乏真挚感人的作品。但它们的创作方法，大
都是些陶铸眼前诗材、诗感而成的即兴抒情诗。毛泽东同志的这首小词，
却应用了另外一种创作方法——幻想性的创作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看小词的大略内容。这首词在格式上是双调词体，分
上、下两片。上片说的是两位烈士牺牲后魂魄升天的情景。他们的“强
魂”（用韩致尧的诗语）离开了罪恶的地面，飞升到青冥的高天（“重
霄九”），在那里见到了被惩罚而终日终夜在砍伐月宫里桂树的老头儿
吴刚。这位仙人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