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宋应星- 第4部分

图考》谷类等部分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天工开物》的《乃粒》章。　

　　　　　公元1870年，刘岳云（1849—1919）的《格物中法》中，几乎把《天工　

开物》中的所有主要内容都逐条摘出，还进行了评论和注释，他是我国第一　

个用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的人。　

　　　　　公元1877年，岑毓英（1829—1889）撰修的《云南通志》的食货矿政部　

分也详细引用了《天工开物·五金》章关于铜、银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叙述。　

　　　　　公元1899年，直隶候补道卫杰写的《蚕桑萃编》有不少部分引用了《天　

工开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　

　　　　　公元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　

　　　　　公元1694年，日本著名本草学家见原益轩（1630—1714）在《花谱》和　

公元1704年成书的《菜谱》二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天工开物》，这是日　

本提到　《天工开物》的最早文字记载。　

　　　　　公元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即菅王堂主人，发行了刻本《天　

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外国刻本。　

从此，《天工开物》成为日本江户时代（1608—1868）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　

刺激了18世纪时日本哲学界和经济界，兴起了“开物之学”。　

　　　　　公元1952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史研究班的学者们　

将　《天工开物》全文译成现代日本语，并加译注、校注及标点，至今畅销。　

　　　　　18世纪，《天工开物》传到朝鲜。　

　　　　　1783年，朝鲜李朝　（1392—1910）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　

1805）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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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年，法国著名汉学教授儒莲（1797—1873）首次把《天工开物·丹　

青》章关于银朱的部分译成法文，题为《论中国的银朱》。译自中文并摘自　

名为的技术百科全书，发表于《新亚洲报》第5卷中。　

　　　　　1832年，儒莲的法文译本又转译为英文，刊发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　

卷一中。　

　　　　　1847年，儒莲的另一篇法文译文《铜合金·白铜·锣钲》（译自《天工　

开物·五金》章），在译成英文后又被译成德文刊于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卷41。　

　　　　　1837年—1840年，儒莲在《桑蚕辑要》一书中引用的《天工开物》论桑　

蚕部分被摘译为意、德、英、俄等欧洲语。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　

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　

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　

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我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　

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　

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　

　　　　　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　

　《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著　

前四章》。　

　　　　　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　

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著，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　

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文全译　

本。　

　　　　　目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　

并受到高度评价。如法国的儒莲把《天工开物》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英　

国的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本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　

　“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　

　“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作的17世纪早期的重　

要工业技术著作”。可见，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占有重　

要的地位。　



　　　　　　　　　　　　　　　　　　　　　　　　　　　　七、宋应星的晚年　



　　　　　1637年6月，宋应星完成了他的《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种《论气》一书。　

　　　　　　《论气》是宋应星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分为《形气》、《气声》、《水　

火》、《水尘》、《水风归藏》和《寒热》等篇章。　

　　　　　宋应星在《论气》一书中，继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　

汉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张载（1020—1077），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　

载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　

　　　　　宋应星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　

形又返回到“气”。在形和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　

　　　　　宋应星把元气论和新五行说　（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用“二　

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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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　

　　　　　宋应星的二气五行之说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和绵密，也　

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气四元素说解释万　

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他在气和万物之间引入了水火土金木这些过渡的物质　

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宋应星还进一步讨论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　

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　

　　　　　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的物质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　

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和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在物质　

构成上的统一性。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　

上的。　

　　　　　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　

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音强度的因　

素等问题。　

　　　　　宋应星在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指出声音是气的运动，由于气与形之间　

的冲击而发出声音，以形破气而成为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气　

间冲击的强度，急冲急破。　

　　　　　宋应星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他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　

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达到的距离的10倍。他认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　

播很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扩散那样，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　

经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以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　

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还在争论关于声音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　

太微粒或物质微粒。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盖里克用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　

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声波的概念是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宋应星　

在研究声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1637年9月，宋应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种》中的第九种《谈天》一书。　

　　　　　　《谈天》主要是谈日，当宋应星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认　

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认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剑之义”。认为　

太阳不但沿着它的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就　

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王夫之发挥了宋应星的这种“日日新”　

的思想。　

　　　　　宋应星还批评了宋儒朱熹　（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日有食之”时的天人感应说观点，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　

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　

　　　　　1638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已满，考列优等，随后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负责刑狱工作）。　

　　　　　1640年，宋应星任期还没有满，就辞官归里了。　

　　　　　1642—1643年，宋应星在奉新家居住时，当地爆发了由李肃十、肃七领　

导的红巾军起义。宋应星曾经与兵备道陈起龙，司李胡时享等，用计谋和武　

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知州（正　

五品），这是宋应星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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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应星担任毫州知州时，已经是明亡的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　

乱破坏，官署都被毁，他捐资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员招集回来，还捐资　

在城南买下了薛家阁，准备建立书院。　

　　　　　1644年初，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应星的心愿未遂，辞官返回了奉新。　

　　　　　3月19日，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景山）树上。是日农民军破　

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进城，入承天门（天安门），登皇极殿。城内人民都　

设案焚香迎接，于门首大书“顺民”和“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　

明朝的腐朽统治至此崩溃了。　

　　　　　4月22日，清兵进入山海关，包围了北京城。　

　　　　　宋应星虽然早已挂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关心国家大事，他按捺不住　

自己的激动心情，痛恨那些汉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对广大人　

民施行民族压迫的可耻行径，就挥笔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书，借古喻今，　

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　

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权的继续。　

　　　　　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是介于省和府州之间　

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他在晚年决心做一个隐士。　

　　　　　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也无意恋官，辞去官职，回到　

家乡。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但这个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擅权，　

内用宦官，外结诸将，政以贿成，官以钱得，有“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兼如狗”之谣。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内部就陷于四分　

五裂的状态。阮大铖勾结马士英，日以党争为事，罗织罪名，排挤打击东林　

党人。　

　　　　　1645年5月，清军渡江，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不久，清追兵至，　

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　

　　　　　宋应星和宋应升回到家乡后，阔别多年得以重逢，虽然是兄弟相见格外　

高兴，但国事的不可为又给他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尤其是清兵攻破南　

明政权后，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们感到绝望。　

　　　　　1646年，宋应升题了两首绝笔诗，服毒殉国。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相伴　

多年的大哥之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绝到清政府去做官。　

　　　　　1655年，宋应星应友人陈弘绪之请，为陈弘绪撰的《南昌郡乘》草成了　

　《宋应升传》。　



　　　　　　　　　　　　　　　　　　　　　　　　八、宋应星和他的师友们　



　　　　　1666年，宋应星去世了，享年80岁，葬于本村戴家园祖墓侧。　

　　　　　宋应星有两个儿子，长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两个　

人都是敏悟好学，长于诗文，人称“双玉”。　

　　　　　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都能奉行宋应星　

的遗训，淡泊功名，在家乡安心耕读。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他的　

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宋应星生前的社会关系，第一是他的老师邓良知，公元1613年中进士，　

历任南直宜城　（今安徽宜城）令和福建兴泉兵备道。邓良知还是宋应星的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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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廖邦英（1558—1642）是宋应星20年的好同学，好朋友，还是宋应升的　

契友兼亲家。　

　　　　　舒曰敬是宋应星的另一位老师。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公元　

1592年中进士，授泰兴知县，因为杖毙巨窝张耀触怒了太守吴某而归里。不　

久，降为徽州府儒学教谕，于是就退隐到紫阳山、白鹿洞等书院授课。很多　

名公巨卿，都是他的学生。崇祯时由尚书沈演推荐，向皇帝上书《七策十论》　

被采纳。山居近50年，著《只立轩前集》等书。　

　　　　　涂绍煃就是资助宋应星刊刻《画音归正》和《天工开物》的涂伯聚。涂　

绍煃和宋应星同师于舒曰敬门下，并同榜中举。涂绍煃排名在宋应星之后，　

为第四名。涂绍煃是宋应星“肺腑获通”的好友，又是宋应升的儿女亲家，　

宋应升的第三个儿子宋士頵娶的是涂绍煃的女儿。　

　　　　　涂绍煃母亲去世时，宋应星弟兄曾亲自前往吊唁，当时涂绍煃任河南信　

阳兵备道，积极主张开发矿藏，兴办工业，用来资助抵抗清兵的粮饷，并且　

首次在江西设厂冶铁铸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如果没有涂绍煃帮助刊刻，　

也不能一直流传到现在。　

　　　　　崇祯末年，涂绍煃任广西左布政使。1645年6月，清兵南下进入江西，　

涂绍煃率家人出走，不幸到君山湖　（湖南岳阳西南的洞庭湖）时，突然刮起　

大风，将船覆没，涂绍煃一家全遭厄运。　

　　　　　宋应星任分宜县学教谕时，与分宜县令曹国祺交往甚密。1636年3月，　

宋应星和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