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长期均衡保险费方式计算保费，成为最早采用精算技术的保险公司。
这一时期，继1997年日产生命倒闭之后，1999、2000和2001年三年之中，日本15家主要寿险公司中有7家相继破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泡沫。在这一时期，日本寿险公司竞相扩大规模，将保险合同的平均预定利率从4％向上大幅提高，至1985年，10年期以下新保单的预定利率已高达6。25％。
到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通货紧缩，利率大幅下降，直至最终采取零利率政策，资本市场也一蹶不振，日本寿险公司随之陷入利差损深渊，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大幅度下降，出现了退保狂潮。仅1997年第二季度，日本44家寿险公司的寿险退保金额就达到23。7兆日元，其中大公司的退保率约为10％，小公司的退保率高达70％～80％，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表5…2 日本经济危机时期破产的日本保险公司（亿日元）
数据来源：人保资产管理公司。
面对利差损的压力，各家公司自寻解药。国寿靠剥离的美容手术，把包袱留给了母公司和财政部；而市场化的平安和太保则不得不苦练内功，自我消化。
硬币总有两面。
1999年后，由于预定利率保持不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相对偏低，香港等地的高回报保单乘虚而入，内地市场成为这些“地下保单”倾销的区域。（1）
根据重灾区之一的广州保监局2003年的调查，“以普通寿险为例，地下保单给保户的回报率是5个点，而国内同业给保户的只有2。5个点；又比如投资连结，国内的回报率是3％～7％，地下保单可以高达20％”。这样，“地下保单”每年至少使得广东少收入的保费近100亿元。
这显然超出了监管者们的预期。
扩军的罪与罚
1996年，在100多张牌照申请中，中国人民银行史无前例地批准成立5家中资保险公司，其中3家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华泰财产、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另两家是总部分别设在西安和深圳的区域性保险公司：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大扩军。
新公司虽然以国有资本为主，但是民营资本首度挺进保险业，翻开了保险资本暗战中新的一页。民营资本将伴随中国保险行业的成长，上演无数正剧和反剧。而这几家公司，除了泰康人寿表现相对稳健，其余均是命运多舛：或股权纠缠不清，或经营几度浮沉，或高管不得“善终”。
新华人寿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几乎同时遭遇上述三重困境。
1996年创办时，新华人寿共有15家发起股东，包括东方集团、宝钢等，但事实上的大股东为国有企业的新产业系和民营东方系的几家公司。（2）
这仅仅是表象。
2007年11月的《中国经营报》披露，1996年10月，新华人寿刚成立时，外资苏黎世就同新华人寿创始大股东（即东方集团）秘密签订了《股权买卖与合作合同》。这份合同分为A合同和B合同，此外还签订了《特别合同》、《信托合同》、《质权设定合同》等一系列文件。
报道称，合同签署于1996年的10月30日，苏黎世合同签字人是时任苏黎世资深董事Frank Sriflik和时任苏黎世北亚/太平洋区负责人Rorbert Sinler。签约后两周，也就是1996年11月12日，苏黎世马上兑现合同承诺，先行支付的1。425亿元人民币立即进入了新华人寿大股东境外账户。
这份秘密的《股权买卖与合作合同》规定：乙方（苏黎世）以每股3。85元的价格收购甲方（大股东）拥有的10％股权，双方商定，购买合同的总价款为1。925亿元人民币（折合当时汇率计算），苏黎世先支付1。425亿元人民币，其余5000万元待股权交割后再支付。双方商定，甲方（大股东）要全力保证乙方（苏黎世）在新华人寿的股权利益，包括表决权、收益权和股份处置权。甲方负责推荐董事，并承诺按乙方的意图发表意见。合同其他内容还显示，甲方需为乙方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根据合同规定，在股权转让未实现的情况下，只要乙方提出续签合同，甲方应无条件执行，在相关条款中，根据乙方在附录上的要求，甲方承诺帮助乙方再次收购14。9％的新华人寿股权。
双方1996年10月签订的《特别合同》第七条规定，甲方保证为乙方安排收购新华人寿股份的24。9％，价格定为每股3。85元人民币。
如此一来，1996年11月12日开始，苏黎世以总价1。925亿元人民币（按照协议其中5000万待股权交割后支付）已实际持有新华人寿10％的股权，并“隐性”获得了表决权、收益权和股份处置权。
与1999年底，新华人寿首次公开向外资股东出售股份时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相比，这份代持合同中苏黎世所代持的价格显然要便宜得多。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9年12月25日，经监管部门批准，新华人寿以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首次向境外机构发行1。992亿新股，占新华人寿总股本的24。9％，并将总股本从6亿元增加到8亿元；其中，苏黎世保险持10％，国际金融公司持6％，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和荷兰金融发展公司分别持4。5％和4。4％。
此时，苏黎世让人代持属于无奈之举，因为监管规定“规定单一外资持有金融机构股权不得超越10％”。想进入中国市场，又要规避监管，“股份代持”成为唯一的手法。
但是，当1999年中国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之后。苏黎世并没有终止与大股东的上述代持合同，而是与大股东续签了8个展期合同，继续由大股东代持10％股份。
其实，苏黎世有更深的考虑。
2004年，苏黎世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手中所持有的新华人寿4。5％股份，同时荷兰金融发展公司也将4。4％的股份转给苏黎世；2006年底，苏黎世再次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所持1。1％股权，国际金融公司则只保留0。4％的股份，经过这轮收购，苏黎世获得了两家外资股东所持有新华人寿10％股份。
《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到2006年底，苏黎世通过“隐性持股”（10％，后因扩股后稀释至7。5％）、高调参股（10％）和低调回购（10％）三种方式，已累计持有新华人寿股权比例达到27。5％，成为新华人寿真正的外资大“老板”。
除了外资，新华的内资股东也几度变换。矛盾激化之时，股东分裂为两大阵营，互有攻守。新华人寿的股东之争尚未散去，其创业大佬，前任董事长关国亮又因为挪用保费东窗事发，至今深陷囹圄。
链接：新华人寿“连续赢利”谜团
不仅资本扑朔迷离，新华人寿还创造了一个中国寿险神话，开业第一年即为股东赚钱，并且一直将这一奇迹保持下去。
而通常按照国际经验，寿险公司一般要5～7年才能够实现赢利。
表5…3 新华人寿1996年损益表统计
（截止1996年12月31日，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7》。
但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7》的数据，1996年新华人寿当年就实现利润425。2万元。数据显示，其营业利润亏损了2317。1万，但是拜投资收益2742。8万元所赐，新华人寿首年就赚钱。
不仅如此，1996年之后，新华人寿年年赢利。
表5…4 1996—2002年新华人寿利润
数据来源：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
这其中，新华人寿的投资能力尤其突出。1997年至2000年增资扩股之前，该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1。99亿元、3。05亿元、1。84亿元和2。38亿元，对应之期末投资余额分别是14。829亿元、15。8亿元、12亿元和20。34亿元。
表5…5 1996—2000年新华人寿的投资收益率
说明：简单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期末投资余额
数据来源：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
如果按照这一简单投资收益率，平均近15％的收益，显然极为可观。如果其他同业也能够连续实现这一收益率，所谓危及中国寿险业的“利差损”自然就会烟消云散。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有“利差益”。
是真实的盈利，还是没有人说破的“皇帝的新衣”？
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两位记者首度对于新华人寿连续赢利奇迹提出了质疑。其文《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阐述了一个精算逻辑，如果寿险准备金计提不足，那么一家保险公司是可能实现账面赢利的。
“准备金占寿险公司负债的80％甚至更多，提取一个百分点的调整，带来的可能是上亿元财务数据的变动。”
“由于准备金提取标准的缺位，从理论上，存在调控财务报表的空间。”
不仅寿险，产险公司也难逃魔咒。
1996年8月29日，华泰产险在北京高调亮相，一度相当生猛，曾较长时期排在人保、太保、平安之后，成为全国第四大财产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还打响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第一枪，但是由于不熟悉车险的市场规律，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
2002年华泰开始转型，车险由“粗放”收缩为“精选”，保险规模整体下降。华泰转型成为一家健康的小公司，2007年华泰保险在全国42家有业务统计的保险公司中排名13。同时，保险已经不成为主力，而华泰投资开始担当大梁。
偏安深圳，1996年10月创立的华安保险亏损最多。
2005年5月，《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至2002年，华安保险已经形成了1。35亿的不良资产，亏损总额高达1个多亿；注册资本金只有3个亿，不良资产加亏损基本等于注册资本金了；保费收入负增长已经达到了70％；更要命的是现金流已成为负数。
“没有现金流动的保险企业，说它是濒临死亡一点也不过分。”
2002年下半年，华安保险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控股易手民营资本，由资本市场著名的特华集团实际接盘，揭开了华安蜕变的下半场。
最为不济的是1996年8月开业的永安，开业一年半就被行政接管，成为国内第一家被监管行政强制接管的公司。
泰康的健康基因
五张新牌照中，硕果仅存的就是泰康人寿。两度创业，长相英俊的陈东升创造了一个奇迹。
1990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东升访问日本。彼时的日本国力强盛，世界500强中，日本企业就占据近四分之一。同为亚洲人，为何中国会落后如此之多？陈东升在东京痛苦地搜寻答案。
漫步东京新宿街头，陈东升不经意发现，东京街头最高的摩天大楼是保险公司的大楼，最醒目的巨型广告牌是“日本生命”和“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给陈东升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陈东升回忆，正是在日本，他有了创业的冲动，埋下了未来泰康人寿的种子。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下发《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自此定向募集从而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真正可以成为现实。中国企业界著名的“92派”创业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年下海创业的中下层官员尤其多。
是年，陈东升怀揣筹建人寿保险公司的计划找到了当时在人民银行总行任职的任道德，两人一拍即合，成为泰康人寿最早的创业者之一。
任道德回忆：“从某种程度上说，面临正式加盟泰康的选择时还是有一些患得患失。毕竟在交通银行，我是副局级干部，干得还不错。‘下海’来泰康，马上就成了‘三无干部’——无主管、无级别、无挂靠单位，思想上确实曾经有过复杂的斗争，但我最后还是被陈董的真诚打动。”
于泰康人寿之前，任已经有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曾任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更早之前，任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调查统计司、办公厅工作。加入泰康之后，任长期分管泰康的财务和投资。
任道德之后，王玉泉、马云（后任泰康人寿副总裁、泰康养老金公司董事长），以及创建平安北京分公司的刘经纶亦加盟。
不过，“泰康”并不是这家新公司最初的名字。“四方人寿”是陈东升最初的一个设想，这份创意稿至今仍然保留在泰康总公司的展览室。后来，陈东升希望把“四方”改为“南山”，取“寿比南山”之意。谁料，台湾市场已经有一家名曰“南山人寿”（3）的公司。
重新翻字典，不到一个小时，陈东升就把新公司的名字定为“泰康”——泰康为我国夏商时代一个皇帝的年号，暗含“国泰民康”之意。
名字尚可以翻字典，但是牌照才是真正横亘于前的一道鸿沟。1993年到1996年，市场共有出100多家保险公司、30多家寿险公司提出牌照申请。僧多粥少，竞争可以想象。
幸运的是，1996年，泰康获得了一纸宝贵的牌照。
事后来看，泰康认为其获得监管垂青的原因有三：其一，泰康是第一家申请专业寿险的公司；其二是发起股东实力雄厚，包括中国国际旅行总社等大型的国有企业；其三，陈东升本人有创建嘉德拍卖的管理经验。
回首创业，一样的艰辛，一样的幸福。不过，创业远比回忆艰难。
曾任泰康人寿投资部总经理的徐徐称：“第一次与陈董去募股，就被拒之门外。”（4）到1996年5月，最早报人民银行的15家股东，仅仅剩下国旅、中外运、燕山石化和嘉德这4家发起股东。
“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3月13日到泰康时，房间里面只有11张桌子。”泰康健康险部的吴江称。而泰康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韩堃则回忆：“我和雒秋群总是加班到很晚，饿了就到小摊买炸鸡腿吃，以至于吃伤了。”
1996年9月16日，泰康举办开业庆典仪式。泰康签发了两张保单，陈东升的是0001号，任道德的是0002号，买的是“永相伴”保险。
陈东升当时说：“这两张保单是要进入泰康博物馆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