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
而到年底，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海外上市，其中中国人寿还是香港、美国两地上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形式上得以实现。这次会议勾画的蓝图，包括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新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上市、鼓励保险到中西部等，皆成为后来中国保险发展的主轴。
但是，这次会议最富影响的却是“做大做强”这四个字。它不仅是这一会议的主题词，而且日后成为决定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战略方向之一。
“做大做强”有其深刻的行业背景。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使得中国金融的三大支柱银行、证券、保险中，保险的影响力最不济，声音最弱小。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做大做强”的战略将中国的保险行业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保险行业近30年之最大变局。但是，实施过程中，“做大做强”被片面理解，片面执行。因为“做强”难，但是“做大”易。
而要“做大”无外乎两种路径：一是做大资本；二是做大规模。前者一方面催生了保险公司海外、国内上市的热潮，新的保险主体不断涌现，民营资本得以大踏步挺进原本相对封闭的保险行业；后者使得投资型保险风生水起，保险加入对巨额的居民储蓄的争夺。
但是，片面做大，负面影响突出。
民营资本持续注资的能力相对较弱，而短期要求回报的心情迫切。公司层面上，保险公司从传统的内部人控制，演变为资本控制，公司治理乱象不断。同时，保险不做保险，而做理财，不仅偏离了保险的核心业务，而且使得保险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高风险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样的风险并非没有征兆。
2004年4月14日，《中国保险报》发表了一篇类似评论的文章《保险业：做大做强还是做秀》，该文对于片面的“做大”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批评。
“数字大，不等于保险业做大”；“个体效益好，不代表保险业做强”；“靠技巧展业，再强大也是骗来的”；“嫌贫爱富，做大做强又有啥意义”；“做大做强了，不等于实现了小康”。
文章直指寿险产品的结构不当。
“占人寿保险新单保费80％以上的投资类险种，即使真的有可能再过几年，将保险公司总资产从1万亿做到银行业的27万亿那样大，但又能说明什么？无非是将老百姓手中的钞票从一个篮子里一起搬到另一个篮子，整个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增加，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凭空增加搬迁费用。”
因为文字过于辛辣，再者标题容易产生歧义，这篇意在帮忙的文章，却帮了倒忙。不仅业内引发轩然大波，而且导致刊发此文的《中国保险报》内部不得不作出相关的人事调整。
同年10月，《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马斌采写了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的一份课题报告，形成文章《保险“泡沫”真相》，再度指向寿险行业的产品结构。
该文认为，“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大约40％有‘泡沫’嫌疑”。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3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人身保险实现保费3011亿元，同比增长32。4％。2003年的人身险保费中，分红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670。01亿元，占人身保险费收入的55。48％。此外，2003年还有约94亿元的万能寿险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
郝演苏的报告称，按照美国和香港对于上市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统计口径，2003年保险费收入要进行两次剥离：第一步是1670。01亿元的分红产品的非风险保费业务收入，第二步是94亿元的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业务中的非风险保费业务收入。
“假定按照7％的标准，对包括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在内的1764亿元新型保险产品平均提取其中具有保险保障功能的风险型保费收入，则为123。48亿元，从而2003年对国民经济和国民人身保障最具有真实意义的风险保险费收入仅为2239。88亿元（3880。4亿元―1764亿元＋123。48亿元）。如果将其与全部保险业务收入之差的1640。52亿元均视为‘泡沫’，占比达42。28％。”
“保险泡沫论”亦在当年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表面上，这是一场统计口径不同之争；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标准之交锋。就保险泡沫争论之时，寿险业务结构明显不合理：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和趸缴业务占比过高。
这种结构其实是对保险资源的一种过度开发，未来的业务成长难以持续发展。果然，2004年，寿险行业就遭遇了一次罕见的负增长；同时，由于低下的投资收益率将降低产品的吸引力，导致退保率上升、续保率下降。退保与满期给付两大支付高峰叠加，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诱发流动性危机。
此后，为从思想上彻底纠偏，保险业的监管者们于“做大做强”之后，又增加了四个字“又快又好”，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保险行业，区别于银行和证券的，独具特点的发展战略。
中再改革：大格局与走弯路
2003年1月1日，修改后的《保险法》正式实施。
这是《保险法》1995年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修改，定位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和需要，履行我国有关承诺”。过于简单的目标，甚至应急式的做法妨碍本次修改的彻底性。但是，本次修改砸了一家公司的饭碗。
本次修改之后，“法定再保险比例自2003年1月1日起由20％，逐年减少5％，2006年全部取消”（1）。
以法定业务为口粮的中再仿佛预见最坏的结局——2003年至2006年4月间，法定分保将以平均每年30亿～50亿元的幅度递减，2002年法定分保费约为180亿元，2003年约为150亿元，2004年约为110亿元，2005年约为60亿元，2006年为0。（2）
事后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再2002年的统计，其全年再保险收入为191。78亿元，其中，法定再保险收入179。12亿元。2003年，再保险业务收入为194。72亿元，其中，法定再保险为165。89亿元，同比下降13。23亿元。
同时，由于再保险的理赔有“滞后效应”，一面是收入不断减少，另外一面是支出不断增加。不仅承保利润将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其他资金补充，中再的现金流就会枯竭，从而出现保险行业最为危险的信用危机，类似银行的“挤兑”。
这一切其实早有伏笔。
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把法定分保比例降为20％，同时预留了商业再保的空间，“保险公司可以在分业经营的原则下经营分出保险和分入保险”。
1996年7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成立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中保集团下属的专门经营再保险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戴凤举成为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此后近10年（至2005年6月）中再（1999年在原中保再保险基础上成立）的大事，戴凤举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和亲历者。
1996年版的中保再保险定位有二：一方面承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部的再保险业务；另一方面统一经营法定分保业务。前者是一笔坏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人保分自美国的责任险。内部估计这些业务亏损近24亿元，直到2000年中国再才卸掉了这个重大的亏损包袱。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中再共实现分保费收入79。35亿元，1998年增长到122。52亿元，增长54。4％。
这成为中再的业务家底。
盘点人事家底，戴凤举旗下，原人保再保部有所谓“108将”，只有当时的两位副手刘恩正和姚和真可以考查。前者，1992年12月至1996年2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部总经理；后任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3月任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稽核（副总经理级），现已退休。后者，曾任中再副总经理、股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任注册资本8亿的中再人寿董事长，却因为汉唐证券的违规投资事件而辞去职务。
1999年3月，中再独立门户，成为国务院直属的专业再保险公司。
彼时，中国再相当乐观。2000年4月，中再的掌门人戴凤举底气十足地说：“按净保费规模计算（3），中再目前已位居世界同行前20强之列，这里，我们可以向诸位大胆地承诺：请不要担心我们的偿付能力。”
诚然，一手握法定分保的剑，一手拿商业再保的饼，戴凤举似乎有理由独享一份怡然自信。
不过由于市场的变化太快，戴凤举似乎过于乐观。此时，中再的商业险收入仅占法定险的零头；于行业内部，法定分保遭遇中国式的执行难，除去航空航天、核电站等特殊险外，1997年我国大陆市场非法定分保费1。1亿美元，其中分给国内公司不足500万美元；1998年非法定分保费7200万美元，分给国内公司不足250万美元。
同时，法定分保取消的进程比预期快。
1999年4月，于全国再保险公司工作会议上，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称：“为了促进竞争，保监会正在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一是法定再保险职能的执行主体。现在这一执行主体是唯一的，即中国再保险公司。未来保险市场中，有无必要或可能打破这一垄断局面，增加法定分保再保险业务的执行主体，引入法定再保险竞争机制？”“二是法定分保条件。（4）今后在竞争的市场中，还有无必要制定法定分保条件？”
或许连保监会也没预料到，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开放会“被迫”来得更快、更猛烈。2001年9月12日，中国加入WTO的申请获得通过。中再独享法定分保蛋糕的“特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2002年通过的《保险法》修正案，为这一变化加上了钢印。
市场开放的洪流不可阻挡。甚至连冯晓增本人也在2005年6月“下海从商”，从保监会副主席转任香港的中保集团董事长，从监管者变成被监管者。
对于中再而言，失去法定保险就像昔日中国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其彷徨和无助可以想象。
其实，中再的困境不限于业务。2000年4月，中再的注册资本为30亿元，但是，“实收资本没有全部到位”。至2001年，实收资本只有13亿元，资本公积为3。15亿元。
一半以上的资本成为空账，中再其实是一个资本发育不良的早熟孩子。缺少资本，中再就无法提高承保能力，扩大业务的规模。同时就短期而言，期望财政不断补充资本金亦是空中楼阁。
引入资本迫在眉睫。
2000年，中再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而大胆的设想——把“客户”变成股东，用股权锁定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在回首，这个设想似乎有点天真。因为公司有大有小，有国有也有民营，各自的诉求并不相同，用类似行政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商业问题，难逃以偏概全的困境。
事实的进程也表明，这一设想无疾而终。但是，该设想并非完全被抛弃，最后的股改中，中再的确引入非金融的民营资本。
2000年8月7日，中再出炉了第一套方案。该方案和之前的设想类似，包括财政持有的国家股、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参与的法人股、向社会公众和非保险企业发行的公众股。第一套方案独特之处在于，拟在公众股中划出10％由中再公司的职工认购，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特色的内部职工股。实际上，不管职工股，还是管理层持股，因为涉及敏感的国有资产问题，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常常不能公开实施，即使实施之后，也可能为将来埋下地雷，甚至成为私分国有资产的罪状。
这也成为中国金融产权改革的一个敏感的雷区。显然，第一套方案的“饼”因为诱人而吃不到。
2001年4月24日，中再提出第二套方案。
首先是对中国再保险公司现有的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进行剥离重组，改组中国再保险公司为“控股公司”，同时，控股公司与其他保险公司和非保险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后，股份公司实现国内上市，发行公众股。
第二套方案中，内部职工股不再提及。
虽然第二套没有进一步的音信，但是巧合的是，它却和人保最终的改制方案类似，因此，很难说是这一方案产生了影响，还是互相影响。此为一个意外的插曲。
一年之后，中再设计了第三套方案。内容大致为，中国再保险公司组建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以投资人和主发起人的身份控股设立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安”后更名为“大地”），后者为财产险（直接）公司，同时全资拥有中国保险报社、控股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参股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
该方案和随后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相去不远，成为中再“一拖六”模式的雏形，也是中再所谓“二次创业”的起点。
2003年农历羊年春节前夕（据称是农历壬午年腊月廿八日），1月31日，国务院批准中再股份制改革方案。
戴凤举形容，“我们面临的形势就像1949年初解放军即将进城一样”。“进城”前的10天，1月21日，听闻风声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成立股改领导小组，由赵凤祥、姚和真、刘金屏、沈喜忠、张泓、周德英、蒋明、蒋志喜、冯宏娟等9人组成，其中赵凤祥任组长，姚和真任副组长。此外，刘金屏任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组组长，蒋明、和春雷任副组长。
这些人士成为决定中再走向的“关键先生”，其中数位人士先后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成为观察中再的一个窗口。
第三套方案的亮点是大地保险，中再以此挺进直接保险市场。该公司成为中再旗下最为鲜活的部分之一，其总裁蒋明原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