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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能够看到中国保险监管的一路奔跑。从简单开罚单的市场行为监管，进化至兼顾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的三支柱模型，整个行业皆感触到保险监管的飞跃。
但是国内监管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要发展，又要监管。不独保险监管，其实国内之银行和证券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
不能否认，两个目标有协调的一面；但是，亦埋有碰撞的一面。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混业，确切地说是混业的进化远远快于监管的计划。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保险产品投资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虽然至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拉开保险产品结构型调整的序幕。
但是，从吃荤到吃斋，谈何容易，资本市场稍有火爆，保险公司亦按捺不住。3000点左右，4家公司迫不及待，推出了8个投连险账户。
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立即影响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水线。2008年，腰斩式的调整，已经让众多保险公司亲历裸泳者之羞。
保险公司挺进混业的禁区。典型的如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以后，平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不仅身份混血，而且是金融牌照一个都不少！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人保等国有保险资本，亦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腾挪，手握诸多金融牌照。单纯的着眼保险的监管篱笆，已经圈养不住众多心怀冲动的保险资本。
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居于国内金融核心的银行，自然不甘接连被攻城略地。银行资本挺进保险，早就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除了借银行保险渠道之力，巧取保险公司话语权之外，资本的对决早已蠢蠢欲动。
可以预见的三年，中国商业保险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商业保险之间的情愫纠葛。
六、追寻向上的力量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且定价不透明，拥有明显高企的费用和运营成本，质疑之声让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虽历尽坎坷，不能忽视的却是，这个行业白云苍狗般的成长和变迁。
2003年，中国人寿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290位，此后连续入选，排名逐年上升。2004—2007年，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的排名分别为第241位、212位、217位、192位。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寿以434。40亿美元的业绩排名第159位，比上一年度排名上升了33位。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企业的名次上升了131位。
同在2008年，经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之后，中国平安以2007年18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08年度“世界500强”排名第462位。这是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30年的巨变之归因于制度变化，还可以解释为中国13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但是，我更愿意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到这个庞大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
然而，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再反复，至少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对于我个人，操作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仿佛攀登一座珠峰。我既没有选修文学，或者历史，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难登三宝之堂。
仅值一提的是，我独特的经历以及相对独立的身份。我读书时的专业为保险，毕业留校，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浅尝辄止般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全面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
机缘巧合，我曾经一度深度“窥探”行业，以写稿、赚取稿费为生，但是现在离开媒体行业，并不以保险或者其关联为养家糊口之本，可以相对独立之眼光再度回顾。失去才知珍贵，割舍之间知易行难，于行业幽光者，心有戚戚焉。
然而心境通灵，异然。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一章 “冒险王”传奇（1919—1949）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但是，中国却未有新气象。4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全面失败。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人。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青年们的热血喷涌而起，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觉醒的民族意识，以及间歇掀起的抵制洋货运动，逆流而进的民族商业迎来一个小小的春天。
纷纷扰扰的乱世，并没有打断一个青年的远东冒险梦。
这一年11月，冷冬，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
纷杂喧嚣、熙熙攘攘的码头，涌动着西式圆礼帽和中式破毡帽。
一艘来自日本的蒸汽汽船正停泊靠岸，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下一位27岁的美国白人青年，这个年轻人名叫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缔造者，而东方的上海将承载史带传奇般事业的起点。
12月12日，到上海一个月后，史带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创立了一家只有两间房子和两个雇员的保险代理公司，将其命名为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AAU）。这之前，这位白人小伙子只在旧金山卖过冰激凌和汽车保险。
创业之初，美亚主要代理一些美国公司的水险和火险业务。两年以后，即1921年，经营颇有起色的史带，在上海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成为一家可以向中国本地人士提供寿险的外资公司。（1）
向中国人销售寿险，此前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如同将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或者类似把梳子卖给和尚。
冒险是有回报的，《上海地方志》记载，“截止1936年（民国25年）底，友邦的保单准备金7208624元，有效保额59599470元，其中华人投保占90％，且大半系从内地招来”。
这件事情也表明，史带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创立友邦之后，史带开始了最初的本土化，他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他的董事会；选聘当地人担任管理工作，这后来成为AIG全球业务的标准流程之一。
那时，友邦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2）出人预料的是，跨越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居然还有精明的上海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拿出50年前的老保单要求再次回到上海的友邦保险支付，上演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拒赔老保单”事件。
这是金融巨擘友邦的全部起点。
1927年，史带将友邦人寿迁入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即今日之友邦大厦。
“外滩”这个词，其实也源于西方文化。外滩当年的开发者们大都是“暴发户”，可是他们的大楼却力求有贵族气派。他们把东方殖民地城市的近水滩涂称为Bund，所以“外滩”由此而来。
到1941年，史带已经在中国创建了八家保险公司（含合资公司）。业务最好的时候，这些公司占据中国保险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据民国25年（1936年）《中国保险年鉴》，美亚保险公司每年营业额达800余万元，其中关于华人方面的业务和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费约占70％以上。
表1…1 1924—1934年美商美亚保险公司盈利情况表
单位：元（货币单位为规元银（3），即银两）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停业，友邦的远东业务被迫中断。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带另辟蹊径，积极抢占之前被德国和意大利主导的拉美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史带旗下的AIU（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紧紧跟随英美占领军的脚步，迅速挺进日本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战争虽然让史带的公司遭受一定的损失，但也赋予了其全球市场布局的巨大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史带马上开始重建远东的业务，友邦成为首家在上海恢复业务的外资公司。
不过，短短几年，中国的政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1949年，史带将上海的业务重心转移至香港。1951年6月，友邦停业，撤离上海。
友邦离开中国市场之时，走得太过“匆忙”。
《保险中国200年》一书披露，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作为对应措施，上海市政府于12月30日宣布，对美亚以及北美洲两家美商保险公司实施军管。不过，军管后发现，美亚保险公司水险自留额高达旧人民币332亿元，而交验的准备金仅旧人民币5000万元。1951年1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美亚按照营业准备金的四分之一作为最高自留额。此后，美亚收入骤减，不得已于4月1日申请停业。
撤出中国后，史带在美亚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等的基础上，又组建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动荡的国际局势曾经让史带的公司遭受损失，例如古巴的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资产国有化运动。但是，这并未改变AIG多元化、全球化以及不断商业创新和商业冒险的策略，尤其到史带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时期，“冒险”已经成为AIG个性中的一部分。
尽管史带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地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却迟迟未有大突破。“美国寿险公司排名”数据显示，2006年，AIG的总资产居美国保险市场第三，但是其有效合同仅排第九名。
创业型的史带在个人生活方面颇不成功。44岁时，史带经历了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婚姻——妻子名叫玛丽。但是结发15载之后，妻子离他而去，和一个俄国画家再度结合。1968年圣诞节前夕，76岁的史带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的家中去世。
表1…2 美国寿险公司排名（2006年）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ACLI、平安证券
链接：“间谍”史带
鲜为人知的，史带还是一个出色的传媒人。除了保险的主业之外，史带还投资房地产、汽车、报社等企业。
1930年，史带以2500美元，一个很高的价格收购了一家英文报纸《上海晚报》（Shanghai Evening News），将其更名为《邮报》（Post）。后来，史带还曾创办一份带有插图的杂志《北方》（North）。尽管这些出版物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史带对出版的兴趣已经超越了利润本身。
1935年1月，由卢斯创刊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6位居住在上海，并且震动上海的外国人，史带就是其中之一。《财富》饶有兴趣地观察到，史带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中文，但是他对中国却是无所不知，更以善于和中国人共事而闻名。
抗日战争期间，史带还利用旗下的媒体，帮助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协助抗日活动。“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自然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将“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招商局曾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4）、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虽然名曰“招商”，但“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仍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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