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军代表有一句颇为经典的评语：“保险公司嘛，就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这样一个外行听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资本主义玩意要它做甚？”
196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被精简，其国外业务由13人的“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其中包括9名正式员工，4名临时人员。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业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且据称，这个小组还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
从1958—1978年，这是一段尴尬的空白。不仅业务停滞，而且人才散失殆尽。直到改革开放10余年之后，发端南粤深圳的平安保险，以其实战中培养的人才，成为国内保险的“黄埔军校”。
【注释】
（1）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2）友邦彼时经营的保险包括终身保险、限期缴费终身保险、储蓄保险、儿童教育保险、三益保险、双倍还款保险、定期付费休养年金、担保还款及终身休养年金、人身意外保险等业务。
（3）即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规元只作记账之用，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记账单位是规元等，交易却主要用银元、银角、铜元。
（4）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它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从此开始。
1865年，闽粤著名的商号德盛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义和公司保险行。但是除了一纸“新开保险行”的启事之外，义和公司的资金规模和业务活动等资料迄今未发现，至于其何时停办更无从查考。因此，中国民族保险业的真正兴起还要从保险招商局算起。
（5）有史料认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业后的头10年，吕岳泉并非总经理，先做了7年的稽核员，再任营业部主任3年，10年后董事会才聘吕岳泉任总经理。
（6）《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10月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上海仍维持部分业务。1967年1月国内业务全部停办，机构撤销，国外保险业务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设保险科接办。
第二章 冰河初开（1978—1991）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黑河，黑龙江最北。
一位下乡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于黑土地上。从团部传来的一则源自北京的消息，搅动着这颗27岁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性的高考正式恢复。
这位没有放弃读书，于繁重插队劳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年轻人，茫然中发现了一丝希望的星火。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飞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为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不仅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还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
一个上海式的草根奇迹——下过乡，插过队；坚持学习，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亲历中国腾飞30年。30年蓦然回首，已是英雄迟暮。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任太平洋寿险董事长的金文洪。
同一年出生，同一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却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当同龄人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杨超却可以抓住机会谋划海外学习。
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口袋窘迫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人保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给了回忆。
链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时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却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1）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为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排行榜，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公司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界。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创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保险——的幕后老板，以囤积法人股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他同时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真正感觉到政策融化的，还是身处北京的“老人们”。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为1983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人民银行中分设（1984年正式分离），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2）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会议纪要通过半年后，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停办20年之后，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拼西凑，共有130多人参加，其中就包括时任人保公司副总经理的宋国华（当时人保总经理由冯天顺担任）。
宋国华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实很踌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即说明“保险必不可少”。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经气氛尚未完全解冻。
颇有策略地，宋国华为自己的发言戴上红色的皮套。
他引用《资本论》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后，补偿损失的保险基金仍需继续存在”，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式，即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以此说明保险的必要性。
这种中国式的论证方式，现时看来有些荒诞不经。
虽然恢复保险业务箭在弦上，但是“计划”的烙印明显。“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不影响财政支出，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
恢复保险不是为保险的真意——分散风险，而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保险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为主”，保险官办官管色彩浓重。
会议整整开了8天，那个时候，会议似乎都很长。
会议最终明确：1980年京、津、沪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保险业务；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3到5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这一目标其实有点冒进，因为当时的保险行业是“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连人保总公司都人手缺乏，多方设法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两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在那里直到1986年，阜成门的新大楼落成。
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中国社会到处萌发出勃勃生机，保险行业亦不例外。
1980年1月1日清晨，《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刊发在各大报纸头条。“这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年代，大有作为的年代。”昂扬有力的措辞仿佛是第一缕照进人们心里的“80年代”的曙光。
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复业，停办了12年的上海国内保险业就此重获新生。上海保险复业的起点——圆明园路34号4楼，见证了那些重获生机的日子。
“最早的那几年，分公司约摸20几个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经理魏原杰曾经回忆。没有沙发、更没有打字机，就连筹备初期的几张办公桌都是归队“老保险”从原单位带来的，“完全是白手起家”。
实际上，恢复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1979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保险公司黄浦区办事处办理了上海复业之后的第一张保单——上海港务局港内驳船运输公司投保的一份国内货物运输险。这份保险约定从1980年1月1日起生效，合同期1年。这笔保单的背后并非是“市场”，而是一位善用关系，刚刚归队的“老保险”找到在港务局上班的“发小儿”，才迅速“搞定”的。
1980年1月3日的《解放日报》刊发了上海国内保险复业的工作报道。根据报道，当时恢复办理的业务有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及船舶保险5个财险险种。并且在1979年12月25日以前，“已经预先办好手续的就有267个单位，保险金额达11亿元，保费收入达274万元”，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到1980年底，当时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311个，专职保险干部已有3423人。
此时的保险都是各自为政。
人事级别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而各地保险公司相当于当地人民银行“处一级企业单位”，尚达不到“局级”。多年以后，地方的保险公司才升格成为所谓的“局级单位”。（3）
职位分配上，保险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人民银行省（市）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者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管理体制上，基本沿袭20世纪50年代的总、分、支公司的垂直领导模式。活脱脱一个行政机关！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同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颇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出于市场本意，而是“对外交流的需要”，其实质依然是计划的要求。因为对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会，这在中国国营公司治理变迁历史中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大会，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企业，是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5亿元资本，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保险行业的资本原点。
“资本”和“资本金”首度出现在复业后的国内保险行业。而资本，以及背后的资本大鳄们未来将成为决定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
1984年12月，人保迎来新“当家”。
于香港创立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4）的秦道夫被调回北京，担任人保的总经理，至1990年卸任。而卸任之后，秦还担任过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
人保改为公司制之后，上收了部分权力。但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保险行业也没能例外于这一悖论。弊端逐渐显露，例如总公司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交税，对分支公司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各级保险公司的责、权、利互不挂钩，不负盈亏责任，不担风险；分配上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国有企业体制病该有的，人保也都有。
改革这些弊端，当时最为流行做法便是“放权让利”，搞承包，保险行业也祭出了类似的绝招。
1984年12月，人保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历时9天，通过了“放权让利”方案。核心的内容包括“两改进”、“四下放”。
“两改进”中，首先改进了核算管理办法，总公司和分公司实行两级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以前积累的保险准备金，也按照1984年的业务量，按比例“分家”给各个分公司；第二改进了利润留成办法，利润留成比例由5％提高至7％。
“四下放”中，第一下放了业务经营自主权，分公司可以自己开发产品；第二下放干部管理权，总公司只管省一级；第三下放了自有资金运用权；第四下放了财务费用管理权。
“放权让利”之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保深圳分公司，成为人保系统内第一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实行分保制度的公司”。
但是，这样的做法，依然引起争论。
例如分保规定，1984年12月26日，秦道夫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