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中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
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这不是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虽然我没有参与把科学知识用于像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那样的破坏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许完全错了。我希望如此。也许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显得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谁都聪明能干，他能把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宝恒 译）
秘密的历史
作者：乔治·萨顿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突状态及战争中的人类和谐一致呢？一切都太明显了？十分简单，人类的统一是隐蔽的，但是根深蒂固；分裂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是浮在表面的。这种统一首先被所有国家中的少数人所感知并表达出来，他们不谋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或者任何一个宗派的私利，而是为着最广大的人类，他们就是人类赖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少数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与绝大多数人感觉和表现出来的分裂与对立不相容的。这些人嫉妒自己的同胞；轻视、不信任甚至憎恨别人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动机和活动动力。这些奇怪的感情被他们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加强了。历史的研究及教学大都是涉及人类进化的最显见和最热闹的部分，其实这部分最不重要。尽管许多现象是相反的、人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生存、为霸权而斗争，不是为尘世的利益尔虞我诈，而是在创造和传播精神财富的过程中宽宏大量、富有成果地你追我赶。这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它不是群众完成的，也不是众目所瞩的达官显贵完成的，而常常是由穷困的不知名的人物完成的。他们没有政治势力的推崇，没有社会和宗教的赞誉，他们分散在整个文明世界各地的矮小陋室、条件恶劣的实验室或者其它偏僻的角落，默默无闻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风随着意思吹”，其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尽管发生了牵制人民全部注意力的灾难、战争和革命，他们的工作继续进行。战争、革命与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瘟疫这一类天灾没有根本区别，它们几乎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控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灾难是最最重要的事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受到可怕的影响。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没有提高食物及居住的费用，人们在感知它们时至少不觉得十分突然。反之，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迟早要改变人们观点的发现，即对世界及他本人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才是世界历史重要的基本事件。一切灾难，无论是由不可驾驭的自然力量还是由不能制止的人类愚蠢行为造成的，都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些灾难是很可怕的，它们干扰了人们的基本活动，然而没有也不能支配人们的基本活动。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在我们看来，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个人，不是以他们得到的权势和财富来评判的，不是以他们生产的可消灭的物质利益多少来估计的，而只能以他们对整个人类的不朽贡献去衡量。
接受诺贝尔奖以后的致辞
作者：玻尔
当我站起身来，对于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而给予我的巨大荣誉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时，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强调阿弗瑞德·诺贝尔的伟大基金所依据的那种科学的国际性。这对我来说是尤其自然的，因为我所以能够曾经很幸运地对我们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的一点点贡献，就在于将对于我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些贡献结合起来，这些贡献要归功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他们是在很不相同的科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在世纪交替期间的那些伟大的实验发现中，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们都起了如此杰出的作用；当这些发现给了我们一种进入原子结构中的不曾预料的洞察时，我们首先要感谢英国学派的伟大研究家约瑟夫·汤姆孙爵士和厄恩斯特·卢瑟福爵士，他们已经作为想象力和敏锐洞察力能够怎样看透经验的多重性而把自然界的简单性暴露在我们眼前的光辉范例，而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到科学史上了。另一方面，在揭开对直接观察者隐蔽着自然规律的帷幕方面，一直是人类最有力的臂助之一的抽象思维，在应用所得到的关于原子结构的洞察来解释我们的感官可以直接觉察的各元素的性质方面也曾经具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工作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也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通过他们的抽象而系统的研究来首先教导了我们的，却是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他们教导我们，适用于支配着元素性质的各原子性粒子的运动的那些定律，是和人们一直企图用来整理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的那些定律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性质的。
我很侥幸地能够成为这一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连接纽带，只不过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例证，这种例证表明了科学界中在不同人类条件下发展着的研究工作的尽可能密切交流的富有成果。
但是，当一个丹麦科学家在这样一个场合置身于斯德哥尔摩时，他却不应该仅仅想到科学的国际性，而且应该同样充分地想到各个北欧国家之间的精神合作，这是我们全都不仅仅在科学范围内感觉到的。试图描述科学以及丹麦的研究工作对过去和现在的瑞典科学家们的重大感谢，这是很诱人的工作，但是，这就会说来话长，即使是只限于描述今晚出席的瑞典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们的最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在各种方面对于原子研究也是有过基本重要性的。因此，我将只提到一位瑞典物理学家，即伦德的黎德伯教授，他的揭露光谱定律的天才工作对于加深我们的原子知识，同样对于由我所作出的贡献，全都曾经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
为了再一次深深感谢瑞典科学院通过授予我以诺贝尔奖而给予我的和给予丹麦科学的荣誉，我愿意能够在这次宴会上建议，为了科学进展的国际工作的迅猛成长而干杯，这种成长在这种在许多方面很可悲的时代中是人类生存的光明点之一；特别说来，我也建议为北欧各国的科学友谊而干杯，这些国家尽管有其独特的区别，却感到它们自己是由亲属关系而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郁韬 译）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作用
作者：维纳
150年前，甚至是50年前——这是无关紧要的——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充满了种种小型报刊和出版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讲坛。在那个时候，地方编辑不像现在那样地仅限于报道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语，而是可以发表而且经常发表他个人意见的；他的意见不仅限于地方事务，而且谈到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现在，由于印刷、纸张和辛迪加的费用日益昂贵，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的奢侈品，以致新闻事业终于成为一字千金的艺术了。
就每一观众每看一场电影的费用来说，电影也许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来一算，它贵得如此惊人，以致难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大家冒险一观，除非它们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制片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引起大批观众的浓厚兴趣，而在于如何不使为数极少的人感到不称心，从而他可以指望把片子畅销无阻地卖给各个电影院。
以上我所讲的关干报刊和电影方面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和电视，甚至也适用于书籍的销售。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讯量和不断缩小的总的通讯量相冲突。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就像面包房的白面包一样，与其说它是为了食用价值而烤制的，不如说它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现代通讯外在的不利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从内部腐蚀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存在着。这一不利条件是一种癌症，它使创造性受到限制和减弱。
在过去，愿意献身于艺术创作的青年，既可以径直埋头于创作之中，也可以通过一般的学校教育为自己作好准备，这种教育也许和他最后承担起来的专业无关，但至少是他的各种才能和鉴赏力的严格锻炼。现在呢，学习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校比较重视的是形式化的课堂教育，而非真正学到某种东西的智力训练；它们把一门科学课程或文学课程所需的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