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当然我们最终能够在数学公式中表示这个世界的形式结构，从而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但当我们要讨论它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形象和比喻几乎就像宗教语言中的形象和比喻一样，所以我们已经学会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并且认识到表面的矛盾可能来源于语言的不适用性。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一些范围宽广的定律，比伽利略、开普勒所揭示的定律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但是现代科学也已证明，随着对现象解释的广泛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增多，理解的困难也增长了。甚至关于客观性的要求，过去长时期来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前提，现在在原子物理学中也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不再可能把一个受观测的现象完全与它的观测者相分离。哪里还有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之间的矛盾呢？
在这个问题上，物理学家沃耳夫冈·泡利有一次谈到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二者在人类思想史上都极富有成果，虽然它们哪一个也不符合于真正的真理。一个极端是客观世界的概念，它在时空中按照不依赖于任何观察主体的规律而运动；这是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另一极端是主体的概念，它神秘地体验了世界的统一，它不再面对着任何客体，也不面对客观世界；这是亚洲人的神秘主义。我们的思想大致在这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之间摆动；我们必须承受这两极产生的张力。
谨慎地把宗教语言和科学语言区分开，也可避免由于混淆它们而减少它们的内容。已经证实了的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应当合理地不受到宗教思想的怀疑，反之亦然，发自宗教思想内心的伦理要求不应当被科学领域的极端理性的论证所削弱。无疑，随着技术能力的扩展，产生了不容易解决的新的伦理学问题。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一个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在现代医学领域中提出的甚至更困难的问题：一个医生应该或者可以把一个垂死的病人的生命延长多久？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考虑决不是要削弱伦理原则。但是我也不能设想这样一些问题仅仅用实用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解决。或许在这里有必要采取整体观念：即用宗教语言表示的做人的基本态度，它是伦理原则的渊源。
或许今天我们有可能重新更正确地来分配着重点，这些着重点由于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而失调了。我所谓的着重点是指我们对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重视程度。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当技术和科学提供了机会时，社会有责任去消除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上的匮乏。但当做到了这一点时，仍留下许多苦难，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是多么需要一个社会的精神方面能够提供给他的保护，不管他是自觉地要求还是认为理所当然。或许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正在于此。如果在今天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不幸，那么原因不在于物质上的贫乏，而是在于缺乏信任，这使得个人难以为他的生活找到目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着去克服孤立，它威胁着生活在被技术的实际需要所支配的世界中的个人。心理学问题或社会结构的理论考虑也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通过实际的行动在生活的精神和物质领域方面重新成功地实现自然的平衡。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复深藏在社会的精神方面的价值（伦理标准），并赋予这些价值（伦理标准）以如此巨大的光辉，使人们把它们当作他们自己个人生活的指针。
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谈论社会；我应该讨论的是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关系。科学在近百年内作出了巨大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用宗教语言谈到的生活的更宽广的范围被忽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地以老的宗教语言来表示我们未来社会的精神形式。理性主义地玩弄词句没有多少用处；诚实和方向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但是，既然伦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且伦理只能从最基本的做人的态度（这种做人的态度我称之为人类的精神方面）中得到，那么我们必须都作出种种努力，和青年一代建立共同的做人的态度。我深信，如果我们又能够在两种真理之间重新找到正确的平衡，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够取得成功。
（范岱年 译）
幽默的妙用
作者：康罗·洛伦茨
康罗·洛伦茨（1903——），奥地利动物学家。生于维也纳。曾获医学博士和动物学博士学位。曾主编《动物心理学杂志》。1942年至1944年任德军军医，后为苏军俘虏。1948年回奥地利后继续研究行为学。1961年至1973年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塞维森行为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973年起任奥地利科学院动物社会学部主任。他是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1973年因他在动物行为模式的研究，与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动物与人类行为研究》等。
笑，不但是表现于外的幽默，而且也可能是以幽默为基础而进化来的。笑和战斗狂热一样，也和鹅的胜利仪式一样有三个重要性质。三者都是本能的行为模式，三者都起源于攻击行为而仍保有一些原始动机，而且三者都有相同的社会作用。如第五章所讨论的，笑，可能是修正后的威胁性动作仪式进化来的，就像胜利仪式一样、就像后者，以及战斗狂热一样，人们在参与笑时，会产生强烈的伙伴感，同时会联合攻击性以对抗外人。一起痛快地笑同一件事会形成一个迅速的连结，就像为同一理想而有狂热的情形一样。找出相同的妙事不仅是真正友谊的首要条件，而且常常是形成友谊的第一步。笑形成结，同时也可迅速地连成线。假若你不能与别人一起笑，你会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即使人家一点也不是冲着你笑，或冲着任何事而笑。假如，真的是针对某一个局外人发笑，例如嘲弄，那么就和胜利仪式的某些情况类似，这时，攻击动机就大大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笑会变成一种十分残酷的武器。假定它攻击的对象是毫无防卫力的，就会造成伤害。所以说，笑一个小孩是罪过的。
无论如何，笑比热情更具意义，而且特别地有人性。在笑的情况中，潜在的威胁动作，已经有了形式和作用的改变。不像激情，笑——即使是在最大的强度——从没有突破其形式而有退回且引起原始攻击行为的危险。吠叫的狗偶尔会咬人，但笑着的人几乎不会开枪打人！假如笑的本能运动模式比激情更难控制，那么相对的，它的释放机能就更好，也更可为人类的理智所控制。但是，当激情摒弃所有理性的自我控制时，笑并不能使我们逃离危险关头。
真的，运用理智所得到的可靠控制如用在战斗狂热上会有极大的危险。假若给予适当的操纵，笑和狂热，可以同时实际地运用在那些经理智选择出来的敌人上，就像有攻击性的狗所做的一样。即使是最狂暴或最轻蔑的嘲弄形式，笑还是服从理智的。狂热则总是威胁着要出手，而且反叛其主宰。
有一种特殊敌人，如果说他是值得我们爆笑式的攻击，那是绝对的谎言。世界上几乎再没有其他事比下述的行为更令人鄙夷而且欲予以立即消灭：故意捏造一些理想目标，以便引诱人们的热情去实现阴谋者的目的。幽默是最佳的测谎计，它用朴实的察觉力，就可发现到虚设理想的金玉外表和伪装热心的虚情假意。世界上也再没有比突然撕去虚伪假面具的事更令人忍俊不禁的了。当外表的浮夸突然被揭穿时，当充满傲气的汽球突然被刺破而爆出大声回响时，我们可以因突然解除紧张状态而纵情地大笑。这种完全无法控制地把本能的运动模式释放出来的例子非常少。
负责任的道德不仅赞许幽默的效果，而且还替它找了强力的支持者。所谓讽刺，根据《简明牛津字典》的定义，是一种指责流行的恶行和愚蠢的诗文。其说服力是在于它诉诸的方式，它使得因怀疑和诡辩而对任何正确的道德教诲充耳不闻的人能听到它的声音。换句话说，讽刺就是适于今日的教训。
假如幽默对于荒诞不诚心的理想而言，就像是理性道德的有力联盟，那么，它对于自我嘲讽就更是如此了。今天，我们全都无法容忍浮夸或伪善的人，因为我们希望每个有知识的人都有些许的自我嘲讽。的确，我们感到一个绝对严肃待己的人实在是不带人性的，这种感觉是有坚实的根基为依据的。这种被德国人称之为“动物的严肃性”的特色就是目前自大妄想者的征候，事实上，我怀疑那是原因之一。人类最好的定义该是：他是能反省的创造物，能在有关的宇宙环境构架中看清自己。骄傲是阻止我们见到真我的主要障碍。而自欺则是骄傲的忠实仆人，我坚信赋有足够幽默感的人较不会落到自我幻像的陷阱中，因为他一旦掉进了，他禁不住地会察觉出自己是一个多么浮夸的笨人。我相信假若我们对自己的幽默局面有真正的锐敏的领悟力，那么这些锐敏的观念必定是最能够使我们诚实待己，而且是我们实现理性道德的重要诱因。幽默与道德有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阻止了逻辑上的不协调和一致。与理智作对不但不道德，而且很滑稽。因为如此常成为极端的荒谬！“你不可以欺骗自己”应该是所有戒律中的第一条。你愈能服从理性，那么，你也就愈能诚实待人。
这些因素不仅使得我将幽默化作一种力量以辩护我的乐观主义，而且我相信，幽默已在现代人中迅速地展开。文化传统对幽默的推崇是否使得幽默愈来愈有影响力，或者，本能冲动是否使得笑在物种进化中愈来愈获得力量，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实上，这两种过程都在作用着。在任何情况中，幽默，无疑的，正迅速地变得更具效力、更锐利和更精细地探查不诚实。我发现较早时候的幽默较无效果、较无探查力，也较不精细。狄更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能善用幽默的作家，他的嘲讽人性使我真的笑了。我完全了解罗马的晚期作家或亚伯拉罕所讽刺的“普遍的恶行和愚蠢”，但我却无法笑出来。假若按年代作有系统的研究，我们必定能够相当明显地看出使不同时代的人笑的刺激情境。
我信任幽默能运用某种力量以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在某方面，幽默和道德责任感是完全类似的，它使世人更坦白、更诚恳，因此使世界成为更好的地方。我也信任这种影响力正迅速增加，而且愈来愈精细而进入理性的阶段。它在效果上也愈来愈与道德交织在一起，而且性质也愈来愈与道德近似。从这点来说，我完全同意却斯特顿的惊人理论。
我从讨论我所知道的，渐渐地进入另一阶段，把自己认为可能是的原因说出来，最后，我把自己的信念说出来。没有任何法律能干涉科学家的这种作法。简而言之，我相信真理必得最后胜利。我知道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自大，但我真的认为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我甚至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假如人类不在最近的将来自杀的话。否则，我们可以肯定，关于人类生物的简单真理和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早晚会普遍地被接受为公众财产。就像第十二章中所讨论的，较早发现的科学真理在开始时是不为自满的人们所接受的，因为它们扰乱了夸张的自尊心。如果我们希望那种恐惧眼前的自我毁灭能有一种不夸张的效果，也希望这种恐惧感能作为我们自知自觉的检查器，这是否算是过分的要求？
我绝不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地惦念着，有多少可能性可以将重要生物学真实的知识传达给任何有知觉的人。这些知识的确是比微积分或复利计算学易懂。而且，生物学必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只要使学生了解他自己是与他所学的东西有直接的关系。生物学的专门教导是惟一奠定我们接受健全思想——有关人类与其宇宙间的关系——的基础。忽略生物事实的哲学性人类学已因误用人性而不但产生骄傲于前，而且也引起人性没落于后。贺默（Homo Sapiersl）简单生物学应该是门“大科学”。
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认清自己在宇宙的地位，就自然地决定了我们必须去奋斗的目的。有足够的幽默就可以使人类容忍虚伪欺诈的理想。幽默和知识是文明的两大希望。还有第三个。它是以人类进化的可能性为基本的更远的希望。我们希望刚说的文化因素能将淘汰压力运用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有许多人类特性，虽然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都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然而对于今日有思想的人来说却似乎是危险的，对于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可笑的。假如在几百年内，淘汰作用真的带给人类中最不快乐的人一种毁灭性的攻击障碍症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不夸大的乐观希望新的淘汰作用将降低文明人的攻击驱力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而又毫不影响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的大建造者将会解决政治纠纷和战争的问题，但无法消除攻击性和战斗热情的共有形式。如果在一新起的生物情况中，一种驱力开始变成有害时，它决不会萎缩和完全消除，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摒弃所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问题一定还是由进化来解决，它是一种新的抑制机能，它特别能够适应新的情境，而且能够去除这些驱力所带来的特别有害的影响，但是它却不会干扰这些驱力的功能。
我们知道，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伟大建造者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发明——爱与友谊，使得两个或两个以上攻击性的个体能够和平地相处，而且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社会就建立在此种联系上，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联系的结已变得太狭窄而无法包容所应包含的。它只是阻止了相识者或朋友之间的攻击性，而很明显的，它必须更进一步地化除所有人类、所有国家和所有主义之间的敌意。所以显然的结论应该是：爱与友谊必须包容全人类；就是说，我们应该毫无差别地爱全人类同胞。这种戒律并不是新的。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