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颇聪明，于各类书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阅读。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或亦不为无利，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绰号黑髯客）就擒事。按两诗格调均不高，不脱克洛柏街腔调；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至可说是我日后的主要立身之阶，因此下文即将说明，处于我当时的环境下，我曾如何学到这点本领。
城中当时另有一位嗜书青年，名约翰·柯林斯，与我很熟。有时我们也争论一些问题，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争论和盼望有机会进行互驳，然而这种好辩，这里附带一笔，往往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惯，结果在人们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仅败坏谈兴，制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应有的友谊。我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亲宗教论战书籍的影响。我日后注意到，有修养的人们从来便很少涉入争端，当然下述几种人则是例外，这即是律师、学人以及爱丁堡出身的各类人们。
一次柯林斯与我发生了一场争辩，内容系关于妇女受教育有无必要，以及妇女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而且她们天生不适学习。我自己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当然这也多少有点为辩而辩。他的口才比我流畅得多，而且词汇丰富，左右逢源；但我总不兔认为，他的优势却主要来自言词，而不是来自逻辑力量。由于到分手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辨清，而短期内彼此又不可能晤面，于是我便坐下来将我的论据详细写出，然后誊清寄去。他接信即复，我得复再答，如是书来信往，双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亲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些辩论文字，并仔细看了。看后，他没有涉及所论内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点；他认为，在拼写与标点方面，我比我的对手好些（这点当然应归功于印刷所的训练），但在语句的雅驯以及条达清通等方面，我都显有不足，这些他都一一举出实例说明。我觉得他的批评颇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从此更加留意文章写法，锐意精进，以期有成。
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这书的文字极佳，因思有意模拟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表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误，加以改正。然而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其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须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须要足句完篇时，再对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纰缀，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的写法与语言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来或者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我练习作文与读书一般多在夜晚工余与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礼拜假日，这时我总是设法一个人躲在印刷所内，尽量逃避礼拜仪式，这一节幼时父亲对我的要求素来极严，而我自己也的确至今把它视作一桩责任，只是我有时感到我无暇履行罢了。
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记得为葛林武德所著），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未载有苏格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不久我又购得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个方法的例证则更为详尽。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当时读过沙夫斯柏里与何林斯诸人的书，对我们宗教教义中若干处早有疑义，故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妨认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我不错的话，某事可能如此”。这个习惯，我认为，每当我从事某种措施的推行，需要发表见解和说服人们的时候，往往给我带来极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谈的目的无非为了提供情况、了解情况、使人心悦与使人乐从，因此我深愿一切好心聪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观自是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应有作为。因为那种态度势必要引起反感，招怨树敌，甚至使我们处处遭到失败，这时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语言才能（亦即提供或接受情况与乐趣的才能），也必无济于事。如其你的目的在于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过分自信与专断的态度每每容易产生龃龉，使人不能耐心聆听。如其你的目的在于从他人获取情况和增长知识，但同时对你目前的看法却又表现得十分拘执，厌恶争辩的谦虚人们必将望望然而去之，听任你错误如故。因此，以这种态度出之，既不能为你赢得听话人的好感，也不能获得你所争取者的乐从。
（高健 译）
在贝塔尔舰上的航行
作者：达尔文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去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近；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航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份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思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地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