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
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一言。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
你相信你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很殷切地想发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着，总想推翻你自己的实验，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设完全消灭了之后，才宣布你的发明。是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尽了许多努力之后，终归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人类的灵魂所能感觉到的一种伟大的快乐；而一想到他的祖国也因此荣耀，这快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丁柱中 译）
科学之外的秘密
作者：戈尔德温·史密斯
戈尔德温·史密斯（1823——1910），英国科学家、历史学家。184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法学和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868年赴美国，后定居加拿大。1872至1874年主编《加拿大人月刊》，并创办《星期》和《旁观者》。著有《现代史》、《牛津大学的变革》、《美国政治史》、《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问题》等。
物理科学所从事的是什么？比起可理解的世间万物和可想象的时间，更不消说是无限与永恒，它只不过是对某个单一的点的观察，只是在某一瞬间的体验。根据这类信息，除了可以建立起人类自然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日常规则和程序之外，还能保证我们可建立起其他所有的规律吗？我们赞叹科学发现是多么伟大。那的确伟大，但这伟大并不属于它们所揭示的东西，而是属于它们所给予的启示。天文学有其实际用途，但其最伟大的成果是对无限空间的认识，并由一个启发人的思想将此普及开去。天文学上的这种揭示，只能像望远镜把星星展示在天文学家眼前一样。
繁星点点的天空凭借科学的帮助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想法，并没有什么规则。科学能说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说不清楚人们的幽思倾泻自何种苦乐之壶。这类东西人人都能感觉到，智力越高，感受到的便越多。这类东西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为何它们就不能像人性的其他任何组成部分一样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呢？不过，假如它们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则物质法则之坚墙便瓦解，并通过物质世界的全部规则倾注一种影响，那种对应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个人影响。
科学最终发现的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又是真的吗？这些在生物进化阶梯上出现的东西，各个行星系统从各自的中心逐渐进行的那种演变等等，它们显示的只是创造力吗？难道它们不是显示了某种东西？由于缺乏合适的词汇，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创造性的努力，一种对应于人类养活自身和积累财产的努力。在可以发觉有努力存在的地方，精神难道不会再一次统御一切？
一个视野仅是一小点、生存仅是一秒钟的生物，看到大画家拉斐尔之笔移过理想的风帆，它看到这支笔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秒钟里，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移过自己的那个小点，于是它得出结论：表明这个方向的关系式就是全部秘密。
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关于牛顿的科学发现的诗句既真实又富生命力：
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
高级生灵的眼里看到的是
世人阐述全部自然规律的情景。
他们赞叹竟有这等世俗智慧，
进而展现牛顿式的科学家，
恰似我们的展示一个类人猿。
如果它们无法像我们的展示类人猿那样展示某个牛顿式科学家，或者不能像我们显示出类人猿的狡诈行为那样显示出牛顿的某个科学发现，那是因为牛顿并不仅仅是智能，而是个在其领域内辛勤工作的有精神的生灵；也因为他的发现不仅是对聪明的回报，也是对美德的回报。我们可以想象靠万能之力造就的某个单一的视觉器官，它一眼所能看到的东西比所有牛顿式的科学家能发现的还多得无法估量。但具有这种器官的动物决不会比有精神的生灵更高级。
科学作为物质利益的源泉和归纳推理的训练学校，对此我们丝毫没有忘怀，但我们冒昧地问一句：精神世界的巨大秘密是有可能在科学的实验室里发现呢，还是被启示给那些只填满了科学思想、并只以各种科学的方法训练过的头脑？说实在的，在那些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概括性理论的科学家中，有些人不仅在对事实的看法上有片面性，对我们的那些精神属性现象视而不见，而且缺少进行正常调查研究所必需的两种能力之一。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但并非是好的推理者。而科学不能指望自己可摆脱推理的规则。我们不能因为如果有证据存在，便会是科学型的证据，因而去相信那并不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因为那结论可取消人类的精神属性及其神奇起源，就从一些单薄的、不确定的前提一下跳到这个结论。
（张为华 译）
支持“物种起源”的学说
作者：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生于伊灵。17岁时开始学医。1846年在海军服役，并随军舰出海研究海洋生物。1883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一生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和海洋动物的研究。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一词。主要著作有《灵长类的比较解剖学》等。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但是，假如无知成为法官的顾问，偏见成为陪审团的审判长时，科学家诚实的发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各种现象应直接以神意为依据，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枉费心机，而且简直是对神的亵渎。这种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战役中，上述的反对态度都被击溃、受到重创，但却似乎永远不会被消灭。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挫败，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幸而危害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那虽然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上涨的气势磅礴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包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要是他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克纽斯①式小人物，俨然坐在宝座上，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扬言要阻止那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即使不那么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逃跑。但是，他们不像古时那位勇敢的丹麦人②，学得谦虚一些。他们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远处，便又重复地干着同样的蠢事。
①克纽斯：古英王，同时也是丹麦王。为向臣下证明自己并非无能，竟命令海潮停止前进。
②指克纽斯。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这些蠢人以为不许人彻底研究全能上主所创造的世界，就是帮了上主的忙。
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前人类的思潮异常活跃，注视着时代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将如16世纪般发生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③。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③指欧洲的文艺复兴。
然而，我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英国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有一个民族认为，专制政治和煽动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英国是否会起这样的作用呢？这就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的态度了。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到一切人类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必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假如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意见，我恐怕我们的子孙将要看到英国的光辉像亚瑟王①在雾中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基妮法②那样的哀哭时，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石幼珊 译）
①亚瑟王：传说中的古英王。
②亚瑟王后与部下相恋，被禁闭终身。
假设不仅必要，而目合理
作者：彭加勒
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15岁时迷上数学。先后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矿业学校学习。1879年在巴黎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在巴黎大学任教。1887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90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著有《科学与假设》、《科学之价值》、《科学与方法》等。
对于一个浅薄的观察者来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假如科学家有时犯错误，那只是由于他们弄错了科学规则。
数学的真理是用一连串无懈可击的推理从少数一目了然的命题推演出来的，这些真理不仅把它们强加于我们，而且强加于自然本身。可以说，它们支配着造物主，只容许他在比较少的几个答案中选择。因此，为数不多的实验将足以使我们知道他作出了什么选择。从每一个实验，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绎，便可推出许多结果，于是每一个实验将使我们了解宇宙之一隅。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对于获得第一批物理学概念的中学生来说，科学确实性的来源就在于此。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实验和数学的作用。100年前，许多学者就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们梦想用尽可能少的实验来构造世界。
人们略加思索，便可以察觉到假设所起的作用；数学家没有它便不能工作，更不用说实验家了。于是人们思忖、考虑所有这些建筑物是否真正牢固，是否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以这样的方式怀疑是浅薄的。怀疑一切和信仰一切二者同样是方便的答案；每一个都使我们不用思考。
不要对假设简单地加以责难，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地审查假设的作用。于是，我们将认识到，不仅假设是必要的，而且它通常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将看到，存在着几类假设；一些是可以检验的，它们一旦被实验确证后就变成富有成效的真理；另一些不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它们对于坚定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最后，其余的只是表面看来是假设，它们可划归为伪装的定义或约定。
最后的这些假设尤其在数学及其相关的科学中遇到。这些科学正是由此获得了它们的严格性；这些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我们的精神在这个领域内自认是无障碍的。在这里，我们的精神能够作出裁决，因为它能颁布法令；然而，我们要知道，尽管这些法令强加于我们的科学——没有它们便不可能有科学，但它们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可是，它们是任意的吗？不，否则它们将毫无结果了。实验虽然给我们以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又指导我们辨明最方便的路径。因此，我们的法令如同一位专制而聪明的君主的法令，他要咨询国家的顾问委员会才颁布法令。
一些人受到某些科学基本原理中的可辨认出的这种自由约定的特点的冲击。他们想过分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