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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尔去会见费支罗伊，因为我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后有一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以致几乎不能够相互谅解。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本像《物种起源》的非正教的书，所以他对我愤恨不满（因为他已经成为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在晚年时，显然完全是神经失常了：这显然是由于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发生的。无论如何，在他去世以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找出了他偿付债款的收据。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惨的——他用自杀来结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尔利勋爵的归宿一样；他们两人的作风和外貌，真是多么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费支罗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见到的人物，但是那些严重的缺点，却把他的性格搞坏了。
（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可是，这却取决于舅父的建议，要我乘车赶回到30英里外的希鲁兹伯里去，这样微小的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我的鼻型这类琐小事情哩。像这样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的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它；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我时常在每天某一时间内，记写自己的《旅行日记》，把我当时所见所闻都仔细而且生动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是一种有益的训练。我把自己这本日记充当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适当的机会时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国去。
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5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因为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
现在我在回顾往事时可以看出，我对科学的爱好怎样会逐步增强起来，而超过了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在环球旅行最初两年内，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打猎嗜好，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着；为了要采集标本，我亲自去猎取一切鸟兽；但是此后，我就越来越经常地把猎枪交给自己的仆人，最后终于完全由他一人去猎取鸟兽了，因为狩猎工作会打扰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碍了我对某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经发现，不过是无意识地和不知不觉地发现：观察和推断工作的乐趣，确实是远胜于任何的手艺和打猎工作的乐趣。在我身上，野蛮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渐给文明人的后天习得的爱好所替代了。在这次环球旅行期内，我的思想，由于受到自己这些工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我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来表达；父亲是我生平所见到过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的性情，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且完全不同于颅相学的信徒；当我在完成环球旅行后回家时，他一见到我，就转身向着我的姐妹们，并且高声呼道：“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环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随同费支罗伊出发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贝格尔舰。后来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同父亲和姐妹们正式作长期的告别。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贝格尔舰终于离开英格兰海岸而开始环球航行了。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试航过两次，但是每次都给强烈的暴风驱回港内。在普利茅斯逗留的这两个月内，我虽然用种种方法来克制自己，仍旧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当时我一想到要这样长期远离所有自己家中亲戚和朋友时，就显得没精打采；而且当地的天气，又使我觉得好像是阴霾重重，难以言表。除此以外，我还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无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个医学知识肤浅的人那样，就自信息上了心脏病。我没有去就医求诊，因为恐怕医生一定会对我下判断说，我不适宜去航行；可是，我却坚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险，决心要去航行。
在这里，不必再来谈到这次环球旅行时所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们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记》一书中，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叙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过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在谈到我自己方面时，据我所能作的判断，在环球旅行期内，我由于对研究工作感到异常高兴，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增添到自然科学的伟大的知识宝库中去，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地不断工作着。可是，我还有一种雄心壮志，很想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的地位：我这种雄心壮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数研究科学的朋友，是大些还是小些呢？在此不再来作出断定了。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就是：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这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啊！我能够多么清晰地回想到：当时我正坐在这个岛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滩上休息着，炎热而眩目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长着几种奇异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脚边，还有活的珊瑚体；它们生长在退潮后留下的水潭内。在环球旅行的后期，费支罗伊请我念几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记》；他听了就宣告说，这是有出版价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希望啦！
在我们的航行将要结束时，我在阿森松岛上收到了家信；姐妹们在信中告诉我：塞治威克已经访问过我的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将列名在卓越的科学家中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怎样会打听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绩，但是我听说（我以为是在以后的来信中知道），亨斯罗在剑桥大学哲学会上，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宣读过，并且把它们刊印出来，作为私人散发品。我已经把自己发掘到的化石哺乳类动物骨骼托运给亨斯罗；这些采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学家们重大的注意。我在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就用跳跃的步调，攀登到阿森松岛的山顶上去，举起自己的地质锤，用尽全力，去敲击火成岩的岩壁，砰砰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壮志有多么的大；可是，我认为，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后来我虽然十分重视我的朋友赖尔和霍克等的赞扬，但是对一般大众的意见却不关心。我并不是想说，我著的几本书获得了好评或者是销数很大，这还没有使我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此我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毕黎 译）
坚定的人创造生活
作者：巴甫洛夫
敬爱的先生们：
从这次起，彼得堡俄罗斯医师协会将每年召开纪念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教授的大会。对于这样一个节目，俄罗斯医师协会是有特殊权力来庆祝的，因为伊万·米哈洛维奇的最光辉的时期是他科学活动的初期，这时他是在医学外科学院任教授，而我们协会从一产生起就与这一机构有着极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另一方面，谢切诺夫也有权接受这种纪念，因为他是给俄罗斯生理学奠基的一位学者。俄罗斯的智慧参加这一门重要学科——生理学的探讨，是从伊万·米哈洛维奇开始的。
这样的创举，需要有特殊的天才、特殊的性格，而这些特点在伊万·米哈洛维奇身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不仅创始了俄罗斯的生理学，并很快就为它争得光荣的地位。
我们应该公平地承认，伊万·米哈洛维奇为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机制的学说铺设了真正的奠基石，他阐明了这一学说中的如下要点。
1863年，他发现了能够抑制反射的中枢的存在。
他认为，如果在普通的脊髓反射的兴奋的同时，刺激脑髓的某一定区域，那么脊髓反射就会受到抑制。数年后，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发现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在刺激脑髓的其他部位时，所发生的不是脊髓反射的抑制，而是反射的增强。最后，他证明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有一种异常重要的性质——神经过程的惰性。它是刺激总和的基础。他指出：对反射装置的单个刺激不能引起反射，引起反射需要有很多刺激。
伊万·米哈洛维奇发现的这一事实，是中枢神经系统学说的最重要的事实。
神经活动的全部发展，正如它在人脑的精神表现中所显示的那样，都有基于神经系统的这种性质——慢慢地转入运动，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上面说的都是关于伊万·米哈洛维奇的科学功绩，现在我再来谈一下他的个人品质。
伊万·米哈洛维奇是这样一位极其少见的学者，他一旦订出某一计划，就一直把它进行到底；事实非常明显，正是这样坚定的人才能创造生活。他工作了一生，从来不知疲倦。1905年9月，他带着新的计划回到莫斯科，但是，一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因此，他终生坚持在科学岗位上。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照理说，学界人士在社会生活中也应该按照他固有的优点——客观与公正进行活动。而实际上远非如此，这难道还用说明吗？
但是，伊万·米哈洛维奇在这方面却幸而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下面我引证他生活中的两件事实。
伊万·米哈洛维奇刚到彼得堡时，立刻就显示出他的科学天才和演讲天才，于是人们就推他做科学院的候选人。伊万·米哈洛维奇却不顾情面和地位地回答说，他在科学中做的还是太少，不足以享受这种荣誉。
第二件是关于他辞掉在医学科学院中的教授职位的事。伊万·米哈洛维奇曾大力推荐那位现在已为大家熟悉的梅季尼柯夫到动物学讲座来补充当时的空额。他那时就很赞扬这位学者的天才。可是委员会却偏偏给他另一位较差的科学家，于是伊万·米哈洛维奇认为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合惯例，他认为不可能在科学院继续留下去。他辞职了，使自己受到无所定居的遭遇。
像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