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中，各式昆虫均有亮相，其中不少是我在中学生物爱好会期间亲眼所见。实际上，《昆虫记》中描述的生活就是我身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也不可能使我如此敬仰法布尔。
《昆虫记》中感人场面随处可见，其中，我反复阅读，感叹不已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应用化学。
法布尔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19岁。毕业的前一天，为了表示祝贺，学校批准毕业生们到实验室看看氧气。正当学生们高高兴兴整装前往时，用作反应剂的硫酸爆炸，实验失败了。这一声爆炸却使法布尔下定决心：今天运气不好，他日我定要亲自完成这项实验，总有一天，没有老师我也能掌握化学。
果然，毕业后，法布尔通过自修，由一个小学老师升到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讲师，一步步接近既定目标。为了挣得研究费用，法布尔决定一边教书，一边把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实践，于是，他“作了一场梦”。
他想，把古波斯和印度作染料用的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茜素纯化提出，直接印到布料上去，这方法比起旧的印染法要艺术，也迅速得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成果显著，他和印染厂的工人们都盼望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谁知，由于1866年德国的两家工厂合制成功人工茜素，使生产天然茜素的工厂倒闭了，法布尔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万事休想使我的希望破灭，今后怎么办呢？……不，不要犹豫，我要工作，我要让茜草大桶把拒绝给我的东西从墨水瓶里取出来。
正如这里所写的那样，在那次沉痛的打击之后，法布尔开始着手科普知识的推广。1879年《法布尔昆虫记》第一卷出版了，而写“应用化学”一章时，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最后一卷是1910年他87岁时发行的，距他去世仅有5年的时间。
法布尔越是靠自学进修化学，就越是热爱这门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为了化学中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却毁掉了他多年的宿愿。法布尔强有力地喊着：“我要工作啊！”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不能不对如此残酷打击这位“大自然之子”的化学产生了轻微的敌意。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令法布尔伤心的化学。这一选择与学校的学习无关，因为直到高中，我都不喜欢它。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头脑里有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历史的主角就是我少年时代“心灵上的老师”法布尔，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这一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若以积累的情报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的话，我不会选化学，它的学习方法死板，不合我的口味，初、高中时的化学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人们似乎都是根据这些选择道路的。不过，我不提倡这种选择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头脑里，肯定都有秘而不宣的“历史画面”，那里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人选择一条不那么合乎逻辑的路，这条路也许正适合走下去。
我在这里费了不少篇幅追述少年时代这些不值一提、司空见惯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于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今天，回顾自己的工作和人生道路时，是能够重新了解它们的份量的。相比之下，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帮助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选择道路已是上大学时的事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作一名生物学家那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曾立志做一名文学家。这是一个短命的希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为情。上中学后，我陆续读完了历史、文学，特别是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这对扩大知识视野、开扩知识面有极大好处。这不是在小小园地的精耕细作，而是大面积地广播、多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求人们广泛学习的时代到来了。
（戚戈平 译）
接触大自然
作者：福井谦一
我出生在奈良市押熊町的外祖母家。本来我应该随母亲的姓，叫杉沢谦一，可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非常讨厌住在闭塞的地方，在我出生后不久，便搬到大阪府另立门户了。我就是在大阪西城区岸里的新居长大的。
和母亲一样，父亲的老家也在奈良，父亲毅然切断了和这块土地的几百年联系，而在奈良土生土长的母亲也只能默默相随。但父母亲的这个决心并不能切断我对故乡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热爱它。学校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地赶回外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暑期。
当时的押熊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深山小村庄。现在因住宅开发已大为改观的附近山野，曾是我最热衷玩耍的地方。东山离外祖母家不太远，外祖父腰腿能活动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和弟弟们一起比赛，看谁采的野菜、蘑菇最多。西山山麓和一个个池塘，星星点点，分布开来。池水清澈碧透，是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最佳胜地。每天早上，我三下五除二地作完当天的作业，扛起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就和弟弟们一起到各处的钓鱼场去钓鱼。嘴里塞满尚未成熟的杨梅果，鼓着腮帮钓鱼，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除去暑期在外祖母家以外，供我“战天斗地”的场所大部分是在大阪的新居。就是在今天看来，大阪岸里一带仍是一派自然风光，房屋周围还有不少没被利用的荒地。这里曾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里采到了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树枝状，里面是空的，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当我知道它是沉到湖底木头上的铁时，更是格外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矿石是在新居附近的丘陵地带采到的，它的出现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啊，这竟是由我亲自发现的，真是妙极了！
我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在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把家中院内的各式杂草归拢起来，排成一排，自我欣赏。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傻里傻气。进小学后，我的收集对象提高了等级，由植物变为矿物，不久又升级到昆虫。对昆虫的爱好及收集甚至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以至在一次出国途中，差点儿为了几个蝴蝶而误了上飞机。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儿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顶顶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就显得淡薄多了。因为小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念书，而是暑期的临海学舍。
学校每年暑假都要为那些热衷于观察海洋生物的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活动期间，学生们都集中住在海滨的校舍里，因此，临海学舍就成了海洋观察站的代名词。在这里，我们观察过海牛等后鳃类动物在海洋中栖息的情景，也曾带着口袋登上汽艇，在海面上进行大规模采集浮游生物的活动，这一切，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从小学时代的这种课外教育以及在奈良和大阪的自由活动中，汲取了无比宝贵的财富，用来丰富、充实一颗装满未知数的头脑。我指的这些财富也许仅比“玩得浑身是泥”略微成熟一些，但在脑细胞还很娇嫩的童年期就能获得这些财富，已使我终生感激不尽了。
（戚戈平 译）
5
读书教学40年
作者：杨振宁
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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