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父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义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2400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也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看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是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学，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
（纪树立 译）
理论物理学的方法
作者：狄拉克
狄拉克（1902——），英国物理学家。生于布里斯托尔。1926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成为该校教授。193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描述原子现象的量子力学方面有较大贡献。他提出了相对论形式的薛定谔基本方程，即狄拉克方程。在理论上曾预测到正电子。1933年他与薛定谔因建立新型原子理论而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打算与你们谈谈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是如何工作——他是怎样着手尝试去更好地理解自然规律的。
一个人能回顾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这时他心中有个基本希望，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些在处理目前的问题时有价值的启示或教训。我们过去必须处理的问题与今天的问题在根本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评论一下过去成功的方法对目前的工作可以有所帮助。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程序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一是在实验基础上开始工作。为此，必须与实验物理学家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知悉他们得到的全部结果而试图使这些结果适合一个全面的令人满意的图式。
另一种程序是在数学基础上着手工作，考察并批判现在的理论，设法确认其中的错误，然后努力消除它。这里的困难在于要消除这些错误而又不破坏现存理论的巨大成功。
存在着这样两种普遍程序。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等级的程序。
遵循哪一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课题。对于一个不甚了解的课题，人们正在那里开辟完全新的天地，他们完全被迫遵循依据实验的程序。对于一个新的课题，人们起初仅仅收集实验证据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例如，让我们回想一下上一世纪我们所确立的元素周期表的知识是怎样积累的吧。开始，人们只是收集材料并对它们进行整理。随着周期表的建立，人们才逐渐得以相信它。到最后，在周期表接近完成时，人们完全有把握预言，哪里有空白，以后会发现一种新原子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些预言全部实现了。
当前，关于高能物理学的新粒子存在着一种十分相似的情形。这些粒子已经填进一个表，人们对这个体系是那么相信，以致一旦发现有空白，就能预言将发现一种粒子来填补它。
在物理学的每个被了解得很少的领域中，如果人们不想沉湎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推测的话，就必须固守实验基础。我并不想一概而论地责备推测。它可能是有趣的，或许是间接有用的，即使它的结果是错误的。人们总应保持开放的头脑来接受新思想，因此人们不应该完全反对推测。但必须小心，不能过于陷入推测。
我要提一下，我发现最好的想法通常并不是在人们积极寻求它们时得来的，而是在人们处于放松状态时得来的。布洛克教授曾对我们说过他如何在火车上捕获一些想法，而且常在旅行结束之前完成这些想法。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在星期天独自长途散步，散步时，我往往以悠闲的方法去回顾当前的情形。这种场合常常证明是富有成果的，虽然散步的目的在于休息而不在于探索。
正是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中，我想到在对易子和泊松符号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我并不十分了解泊松符号是什么，因此不能确定这个联系。到家后我发现，我那里没有一本书解释了泊松符号，因此我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开门，我要证实这个想法。
原子物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得到合适的初始方程，由此可推演出整个原子物理学。我们距此还很远，向这个目标前进的第一步是完成低能物理学理论，这就是量子电动力学，然后推广到越来越高的能量。但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不能适应数学美的高标准，我们期望基本物理理论有这种数学美。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还使人觉得，仍然需要在基本思想上有激烈的变革。
（曹南燕 译）
科学家的创造性
作者：汤川秀树
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生于东京。1938年获大阪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1948年至1953年在美国任教。日本帝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日本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基本粒子和力场研究。发现新的基本粒子“介子”。还于1936年发现“K俘获”现象。由于这些贡献，于1949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力学入门》等多种。
像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每年总想做点独创性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而且还希望青年人都能发挥具有独创性的创造精神。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然而，科学家要想发挥独创性，干点出色的工作，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长期研究生活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同样都认为是在发挥创造性，但其大小程度实际上也是不同的。假若能发挥一点点创造性，那么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稍微大一点，一生一次……当然，这一次也是难得的。若能做出两次，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一次也无建树，莫如说是常见的。
如果说运气好，一次就成功了，或者说特别走运，两次都成功了，即使这样的话，那么，在那些其他漫长的岁月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呢？用功了？玩了？还是休息了？……不管是怎样度过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发挥什么创造性。不仅搞学术是这样，就是从事艺术或技术工作的，不管想怎样拼命地干，想发挥独创性，但顺利地发挥出来也是少有的。这样说是否就意味着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是虚度了呢？当然不是那个意思。5次，10次，即使都失败了，也决不能泄气，失败100次还是要继续干，只能在那种反复失败的过程里寻求某些成功的机会。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研究人员的经历，一般也是30到40年，在这30到40年里，能有一次或二次成功就是很不错的。即使一次也未见效，只要努力，也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不能说没有成功就丝毫没有意义。关于这类问题，我想只限于就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科学家的创造性讲些个人的看法。
坚持己见是个必要条件
像方才所说的那样，所谓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有能力，即使已经发现有失败的可能时，也应该继续下去。有时虽也认为停止研究工作就好了，但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干下去。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样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个退休的规定。如京都大学，曾把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战后改为63岁。究竟是60岁合适还是63岁合适，其说法也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反正有个退休问题，所以总想一定努力坚持到退休。如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也只好死心塌地！虽然这样想，但是不死心的人们仍然认为，即使不在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干，还是有希望的。
若从我们学者的经历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主观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学术工作本身就需要坚持己见，也就是依靠“己见”来干工作。恐怕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一定都是怀有这种“己见”的。但是“己见”强烈到什么程度？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决不能说因为坚持己见就能作出贡献。不管怎样坚持己见仍旧未能作出贡献的人也的确是有的。如果用数学上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某一个问题成立，应该有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我认为，坚持己见确实是必要的条件，但它也确实不是充分的条件。
为什么持有“己见”？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清楚。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我认为这和人本身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内部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普通的人，有杰出的人，也有无所作为的人、古怪的人或超群的人等等，他们也具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大体划分的活，一类圣者，也就是像所谓圣人那样的人，这已经是属于“大彻大悟”的类型了。我自己远未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对圣者或圣人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是没有己见的。他们在过去可能有，但后来克服了。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类型——天才，或者虽未达到天才水平，但却已具有相当优秀才能而勤奋从事自己工作的人。这类人或许有那样的觉悟也未必可知，但仍然还是带有一些“己见”的。用一点不大好听的话来说，也就是“固执己见”吧。人，过于出类拔萃的话，我看就不能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了。和圣者、圣人不同类型的天才或接近天才的人，自己头脑里总是残存着深刻的矛盾。对某一种观点持有己见时，对相反的观点也并不容易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不是这样吧？也许不是这样？换个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呢？科学家就是这样在相信与怀疑之中日夜不倦地工作着。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事的理论物理、基础物理研究工作就属此类。某位科学家坚信某一学说，看来好像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料想不到的是，自己头脑里也在考虑着相反的观点。这样的事也不少吧！善于工作的人就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