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课，但我明白我连浩瀚的戏剧海洋的一点皮毛
也没摸到，如何去应试？一向羞涩的我也壮起胆子，趁课间休息时间向秋雨师自报家门，算是与秋雨师平生第一次认识。我向他求教如何复试？秋雨师爽快地回答：这次上戏招戏剧学研究生，强调考生的文史哲综合知识积累，以求戏剧和大文化的杂交，对你们这些综合类大学的考生不苛求戏剧的基本知识。他还鼓励我：你的同学夏岚这次考我们的研究生，考分最高。上戏对复旦学生的素质是很欣赏的。
我从校图书馆借来秋雨师的大著《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戏剧审美心理学》，囫囵吞枣、没日没夜地苦读了十来天，然后横穿上海市，来到小巧玲珑的上戏校园，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先笔试，后口试，笔试主要是看完迪伦马特的名剧《物理学家》演出录相后写一篇剧评，自我感觉写得还可以。口试时我是第四个进考场的，一间不大的教室，六、七位老师在条桌后威严地坐了一排，我孤零零一人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椅子上，颇有受审讯之感。我第一次领教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坐在中间的秋雨师和蔼地笑了：这儿这么多人，你大概就认识我一个吧？我一下子坦然了许多，调动起我的全部所学所得，回答诸位老师的各种考问。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秋雨师，每位老师都向我发问过。秋雨师没有提问，一直微笑着看我，从他脸上我能看到一种鼓励和隐隐的欣赏。我前面的考生口试没有超过一刻钟的，而我足足被口试了半个多小时。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后，我感觉到我有戏了。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个小饭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冰啤酒，美美地犒劳了自己一顿。
一个星期后，秋雨师高兴地告诉我：复试成绩出来了，你的笔试和口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上戏的录取通知书。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机，而我得陇望蜀，盘算着既然进了上戏，那就一定要跟一位名导师，而这位导师非秋雨师莫属。
上戏戏文系86届研究生招生和教学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实验：研究生进校时先不分导师，第一年由导师组集体授课，第二年由学生报名、老师筛选，经过双向选择后，再确定由每位导师各带一、二名研究生。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在导师之间和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弄不好会产生矛盾的。但好在导师组的各位导师都是谦谦君子，彼此之间绝无争夺学生之举，他们把这一届的研究生都当作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无论谁好，都为之高兴，无论谁差，都为之惋惜。而我们这一届共十个同学，尽管来自天南海北，彼此之间年龄、爱好也相差很大，但都情同手足，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一起游玩，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绝无明争暗斗之事发生。
一年后选导师，大家根据各自的求学方向、对各位导师的了解和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似乎也都达成了默契，导师组六位导师，每人都有一、二名学生报名，没有出现两个以上学生争报一位导师的现象，也就避免了落选的尴尬。陈恭敏院长希望我能读他的研究生，还表示他以前带的研究生都出了国，我跟他自然是有出国机会。尽管我对陈院长十分敬重，但因为当初一进上戏就抱定了要跟秋雨师的念头，所以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分导师时，报秋雨师名下的就两人：曹路生和我。水到渠成地我俩也就成了秋雨师的研究生，而且竟做了他在研究生上的开山弟子。曹路生年长我一轮，自然成了我的大师兄。他本来就是上戏的老师，与秋雨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忠厚好人。后来曹师兄去了纽约大学，师从戏剧大家谢克纳教授攻读戏剧人类学博士，现在又衣锦还乡，继续执教于母校。
我是个虔诚信命之人。没有报考上戏，竟然进了上戏；对戏剧本来不感兴趣、一窍不通，到最后竟然读了戏剧学研究生；对秋雨先生本来是可望不可及，到最后竟然走到了他的身边。对这一切奇遇，我只能理解为是冥冥中天意的安排。至今我还深深感谢命运的垂顾，让我忝为秋雨师门下弟子！
三、 我亲眼目睹秋雨师的崛起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1986年余秋雨先生带研究生时，他其实还是一名讲师。但这时他又早已经有三部戏剧理论著作和大量文章问世，在戏剧界元老眼里，他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后起之秀，而在大量戏剧实践家心目中，他已是中国头号戏剧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上海戏剧学院，他更是所有学生最崇拜的老师。论实力他早就应该是教授了，起码也该是个副教授吧？为什么竟然还是讲师？我没好意思问秋雨师这个问题。后来我揣度，以秋雨师的自负和成就，他大概不屑于循规蹈矩，走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条所有高校老师所必走的老路吧？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3）
1987年2月7日，我应复旦同学王满国之邀，在他编辑的《宁波日报》上写了篇千字文，标题是“大家风范——记甬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这篇文章我至今还没给秋雨师看过。下面摘引两段：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系统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
研究戏剧美的具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新鲜度。”
在文章的最后我写道：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有时，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我没有查过，不知这篇不成熟的小文是不是对秋雨师最早的评价？
天道酬勤，该来的终于来了。1987年，秋雨师当选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家”，并由讲师一举直升教授，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年轻的教授。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这便是秋雨师的风格。也是在这一年，秋雨师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艺术创造工程》，在书尾他注了一笔：完成于1986年，时四十初度。就这淡淡的一笔，却让我看出了他一丝踌躇满志的心绪。
在我看来，秋雨师从事戏剧学著述，出道不过五、六年，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登上了这一领域在当时中国的顶峰。许多皓首穷经一辈子的白发戏剧学者，影响却远不及这位后起之秀。对于戏剧，该写的他都写了，该说的他都说了，环顾芸芸戏剧学术界，已无人可以在同一层次上与其对话交锋，他大概有了一种寂寞高手的萧瑟之感。然而他的学术生涯才起步不久，他的岁数还那么年轻，他雄厚的文化积累和丰沛的生命力需要有新的渠道得以发泄，新的领域得以证明。当时我就感到戏剧的天地对秋雨师来说显得太小了！果然，秋雨师一转眼就冲出戏剧界，大步踏进更广阔的艺术理论领域，挥就一部《艺术创造工程》。作为理论著作，这部书的文字之美为我所仅见，也许只有蒋和森先生论《红楼梦》一书在文采上勉强可与之一比。看了《艺术创造工程》，你也许就不会惊讶几年后秋雨师能潇潇洒洒地写出那么多美丽的散文了。据我所知，这部书在艺术实践界的反响要远大于学术界，不止一位作家对我说过这本书写得太漂亮了！我一直奇怪，这部深得艺术三昧的书为何至今没有再版？
大概是在1990年，我听说秋雨师正在从事《中国艺术史》这一浩大工程，这更印证了我原来的判断，秋雨师将从此挥别戏剧界，驰骋于新的天地了。但我做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秋雨师不动声色地在《收获》上推出了《文化苦旅》专栏连载，我刚看了一、二篇，就像在复旦第一次听秋雨师讲课，一下子被震住了，而且是更深的震撼。以我在他身边三年，我竟觉得秋雨师一下子陌生了，成了一个全新的人，直令我感到深不可测。
从《文化苦旅》开始，秋雨师从圈内走到圈外，从国内走到国外，在万众瞩目中走出了一位文化大家。至今我在书店里还经常看到，摆着秋雨师著作的专柜前人头攒动，不停地有人问营业员哪儿可以买到余秋雨的散文。因为秋雨师的出现，一向徘徊在文学边缘的当代散文迅速成了文学显贵。有时候，一位天才的横空出世，真的能大大提升一门文艺种类的品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散文的读者人数论，无人能望秋雨师项背。套用一句“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金庸的小说”，我要说：“哪儿有华人的地方，哪儿就有余秋雨的散文”。
四、来龙与去脉
我是个唯天才论者。我想到了今天，没有人敢怀疑秋雨师是一位天才了。而天才往往是不可言说的，要破解天才的成功奥秘，就像解释上帝造物一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秋雨师一个不成材的弟子，要对恩师的成功秘密说三道四，恐怕也是贻笑大方。
不能不感谢造物主对秋雨师的钟爱，他在少年时代的超常天赋就展露无遗。他中学时上语文课，学的课文竟然是自己的作文。考大学时听说上戏最难考，要百里挑一，好胜心促使他跃跃一试，竟轻而易举就进了上戏校门。在班上他年龄最小，却公认才华最出众，深得老师喜爱。九十年代中我曾听到一个传言：一位相学大师为秋雨师看相，预言他年过五十后有精神失常的危险，因为他太聪明了，智力太超常了。这个传言我没有向秋雨师求证过，在这儿姑妄听之，姑妄写之。可以说，与生俱来的天才禀赋是秋雨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没有天才，一个人再努力，到顶了也就是一个专家，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家和大师，这是我坚信不疑的定数！
秋雨师是戏剧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几所戏剧高校里从事戏剧教学的老师，基本上都安于戏剧本行，最多也就涉猎兄弟艺术门类如电影和美术，他们往往是一辈子就一个专业。像秋雨师这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于这么多学科门类、这么广文化领域，集理论家与实践家于一身的，独此一家；即使在当代高校文科里的教授学者，也很难找到第二人；涉猎如此广泛而成就又如此辉煌，更是绝无仅有。我时常惊讶，区区上戏，却孕育了这么一位吞吐天地般的人物！我估计还在学子时代，秋雨师的兴趣就远远超越了戏剧，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就已经打下了雄厚的文史哲综合基础。功夫在诗外，这样当他从事戏剧研究时，就不是简单地就戏剧论戏剧，而是调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历史学等综合学科积累，牛刀宰小鸡，戏剧难题自然迎刃而解，学术成果自然后来居上。而当他后来转型从事大文化散文创作时，因为有这么广博的文化积淀，他轻而易举地便进入了游刃有余的自由创造天地。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4）
秋雨师也是幸运的。像他这一辈五十多岁的学人，在文革十年最应该年轻有为的时候，基本上都遭遇了漫长的知识断档和巨大的文化断层，文革后再重操旧业往往是从头学起。秋雨师却以奇特的人生轨迹逃过了这一同代人的宿命。文革前期他奉命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写鲁迅传自然要研究鲁迅，而批判鲁迅的对立面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雨堂等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得熟悉所批判对象，得大量研究他们的著述。于是秋雨师阴差阳错地读了大量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人学者的等身著作，日积月累，“批判者
”反而不可避免地被批判对象潜移默化了。在那个荒诞而饥渴的年代里，二十多岁的秋雨师不知不觉地被这些现代大师暗暗滋养着、同化着，酝酿了他充沛的元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这些现代大师被解禁重新成为时髦热点，许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读他们的书，秋雨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对他们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了，他一出笔，便隐隐可见这些大师早年落在他身上的烙印。故而在我看来，秋雨师这段被某些人不断诟病、不停曲解的短暂历史，对他而言未尝不是因祸得福。文革后期，秋雨师看破红尘，退而独善其身，躲进中国古典文化天地里，饱览经书典籍，叩问前贤圣哲，不经意间又打下了扎档墓Ц住Ｓ辛苏馐甑男蘖叮镉晔σ怀錾阶匀徊煌蚕欤嬉饧甘直阍对冻搅送恕０耸甏矶喽凉镉晔χ鞯娜耍家晕髡咂鹇胧歉鑫濉⒘甑难д撸奔奖救耍痪铮喊。饷茨昵幔浚
跟秋雨师求学的三年，我发现他是位与时俱进、对国内最新学术思潮特别敏感又特别关注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秋雨师一直对他相当关注，后来还和他成为了朋友。秋雨师看人的目光是极准的，我个人感觉，李泽厚先生不但在当时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没有一位当代中国学人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总体超越了他。一九八八年的一天，秋雨师嘱咐我：有本书你一定要读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刚好在这之前拜读过，我暗暗惊讶秋雨师正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么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秋雨师对《拯救与逍遥》大加赞赏，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讲了一段刘小枫以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对待自己妻子私奔的趣事。
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秋雨师恐怕是大陆学人中最早一批关注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在大陆中断了几十年的胡适、林语堂一脉传统，在港台和海外一直被发扬光大，秋雨师有早年对这一脉打下的根基（我甚至觉得他的天性更与这一脉心心相印，他骨子里是位自由主义者），对海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