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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四节
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