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张晓风，而不是同为散文大家的林清玄、宋宜晶、张曼娟、尤今甚至龙应台、三毛。
张晓风是一个心灵平和、善良而又信奉真诚的女人，她可以借助文学袒露自己的心灵，或者说她写作只是把自身拥有的真善美的一切变成了文字。因而文字在她笔下就自自然然地美丽起来。你欲挑剔也就只可能挑剔你自己的心还没有嬗变成一颗珍珠。
她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花园里的一棵草，又或者是草丛里的一株花。
读过她的《我喜欢……》，也读过她的《空山鸟语》，还有《宁愿从俗》以及《禅悟》、《瑕》……每读一次，就像夏日心灵上下了一场雨，或者在冬日里进行了一场日光浴。
有缘见到张晓风，是在台湾“十大才女”沿丝绸之路寻根访祖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挑一个僻静的座位坐着，没想不事张扬的张晓风女士正好选择我的旁边落座。这正好让我找到一个倾心交谈的机会。时值八月，张晓风女士一袭黑色镂花套裙，脖子上挂一串白色珍珠项链。于高贵中显出中年女性的不俗和沉稳。她与人说话语调轻缓而平和。像心灵上流淌着一抹清泉。通过交谈，才发觉以前读过的她的文章一篇篇复活了。你知道“文如其人”是怎么回事了。
在台湾女性能争得一席地位很不容易，特别是要做在生活和事业上二者兼顾的女性。但张晓风做得很好。她相夫教子之外，还要写文章。而且在大学里和先生一样做教授。她是一个很忙也很充实的作家，一个生活和创作都双重丰收的女性。
有人说张晓风的散文美在她的灵气和感悟，但是，倘若没有她丰腴的人生带给她种种体验和思考，又哪来那么多精美的篇章呢？
那一次，我对张晓风说：每一次读你的文章，都有一种淡淡的担忧：总担心自己会读到一篇不美的文字，而让自己已美到无憾的心萌生失落。这感觉就像那些运动场上的赛手已有了最佳发挥，教练和观众只希望早早结束比赛一样，担心后面发挥会失水准呀！所以，现在一见你的文章，都有些不敢读呢！
张晓风被我的话逗笑了。也许她的笑传递的是一种自信。我的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她这个年龄，浮华和功名早已置之身外，她的文章表达的便是隽永的自己，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张晓风散文系列：《地毯的那一端》《魔季》《步下红毯之后》《丽人行》《从你美丽的流域》《有所思》《玉想》 湖南文艺版，定价58元）
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
？ 王耀文
说长论短
这是我在少年时就想过的问题，为此而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便在岁月的流逝中与我淡远而云。现在之所以旧题重作，是由于看到了一则消息，说《青春之歌》将要改拍电视连续剧，于是蛰伏于思想中的疑难又一次像触电般地为这一信息激活了。我甚至杞人忧天地为那编剧和导演犯愁：怎样把握这个作品，怎样把握林道静其人及他们那一代人对于幸福与爱情的理解？
在需要读书而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我贪婪地搜寻首身边仅能够得到的几本书，我便是吮吸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书的乳汁而长大了的贫困的一代。那时我在黄泥小屋的土坑上惊异地发现了已经失去了封面卷着边儿的《青春之歌》，便在一夜如豆的煤油灯下读完了它。因着一种柔情的萦绕我无法入睡，我变得格外惆怅软弱，孤独无援而不能自持。一方面我为书中那些主人公革命的道德激情和行为而激动着；另一方面我为那些含情脉脉的男女，为了革命变得反眼若不相识而深感难受与无奈。我无法安顿自己的情感，在革命与恋爱冲突的重创下，我稚拙的心灵也几乎被撕得粉碎。这种少年的痴想与激情早已灰飞烟灭，如今回想起来，自己反倒成了一个旁观者，像一个娶妻生子的男子翻看着自己少年时的情书，不免自觉多情的可笑，可在那时它却费了我多少心思，且不胜彷徨和挣扎！我不知该怎样剖析自己的魂灵，我诚惶诚恐地觉得罪过罪过。
小说是从林道静因逃婚离家出走写起的。林道静这个带有杨沫自传色彩的莎菲型女士，怀着对于家庭的绝望与愤懑，带着一个少女清纯的梦幻，被迫无奈地踏上人生孤独的旅途，到五方杂处多元汇聚的北平寻梦。杨沫极力渲染林道静之次出轨的叛逆行为以及林幻梦式的青春激情——这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娜拉出走主题在三十年代延伸。而小说写得林不像是逃离，倒像一次浪漫的旅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色的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还带着南胡、箫、琵琶、月琴、竹笙等各式乐器（这样多的乐器，似乎更觉不可思议）。林的旅途的第一个客栈是北戴河的杨庄，在那里校长余敬唐要把她作为礼物送给一个在小说里未曾露面的鲍县长，林道静不能忍受这种侮辱要投海自尽。结果被早已钟情于她的余永泽救起，于是他俩就这样慢慢地走到一起来了。后来林受到了革命者卢嘉川的启蒙开始渐渐心猿意马起来，对爱自己也为自己所爱的余永泽产生了谬托知己的感觉，把自己刚刚建造起来的家庭视这枷锁，并最终离开余永泽而走向革命。
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每个作家都在讲述的故事。从结构上看，林与余的浪漫相遇只是小说的一个楔子。杨沫明白她必须通过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然后引出一个更加迷人离奇的神话。以便圆满演绎出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规约的新的伟大的主题。但杨沫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灵性，在无意识的轻抑中，对林余二人的相遇作了些许温馨的流露：他们在一起谈托尔斯泰、雨果、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谈曹雪芹、鲁迅、冯沅君的《隔绝》。“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隐隐的幸福和欢乐使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沉醉在一种神妙的醉人的想象中”。同时，杨沫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放纵笔墨从容地抒写这个爱情故事，否则将冲谈了作品的主题。她晓得应尽量淡化这个故事的浪漫氛围，留出一些破绽埋下伏笔，然后尽快结束故事，最终为林余的分手走向革命作好必要的铺垫与合乎逻辑的解释。杨沫这样矛盾的取舍使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显得有些旨意暖昧而近乎不伦不类。
余永泽，北大中文系胡适的高足，有着雄心勃勃的专业精神，信守着“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用主义原则，甘于清贫寂寞在故纸堆里钻研学问。从政治态度看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没革命也不反革命，本分内敛却执守着自己的良知与理性。从人生态度看他坚守个人主义，企图在乱世中构筑一个爱的巢穴抵御这个污浊的社会。在余永泽身上有一种由理性、自由、美、爱及自知之明所营造出的典雅的学者气质（尽管杨沫用漫画手法贬损他），他不易为时代或人为的因素所左右，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窃以为与他有缘的女孩一定会有一种回到家里的宁静，这或许是林与他成为知己之遇的内在原因吧（请原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余注定要受到时代的嘲弄。在余永泽小心呵护惨淡经营的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书斋上空浓云密集，革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插足于他的家庭，酝酿着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当林道静向余永泽提出了爱情的附加条件，要求余去革命时，余永泽苍白无力地向她解释：“静，我想，这不是我们能够为力的事。有政府，有军队，我们这些白面书生赤手空拳顶什么事呢？喊喊口号谁不会！你知道我也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可……现在我想还是埋头读点书好。我们成家了，还是走稳当点的路好……”余永泽想要向林道静表明的，是一个生活在乱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世原则，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蕴含的哲理正如赫尔岑在《彼岸书》里说的是一样的：“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苏格拉底在《申辨篇》里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或许正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限制，才使我比其他人稍微明智一点，而这一点仅在于其他人并不明白自己的一无所知。”——当然，林小姐是不明白这些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甚至直到今天），林道静非但不明白，还把这些话看作是余永泽卑鄙自私、胆小猥琐的证据。余永泽绝望了，“他脸色发白，双唇抽搐，把头埋在桌上猛烈地抽泣起来。”
毫不怀疑林道静真诚的革命举动，也为她的这种选择怦然心动过，但我却始终觉得此中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柔情。类似这样的情感体验在当时阅读其它作品的过程中也曾强烈地感觉到。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最使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便是保尔与冬妮亚的分别，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西天落日的余晖，保尔以绝决的态度对冬妮亚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切的人们。”“冬妮亚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革命与恋爱的冲突是当时革命题材小说中最流行的一种形式。正如那位巴尔干半岛上的诗人裴多菲所吟唱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的“自由”早已置换为革命）。——这样的小说读久了，便觉得不新鲜，麻木乃至厌恶，于是生出一些问题来：世上或许还存在着一种与生命爱情并行不悖的革命？只是我不知道。革命如果是以毁坏幸福和爱情为其代价的话，此中的荒谬意味不是不言自明了吗？仔细咀嚼这种始于恋爱终于革命的抒情模式，忽而觉得这与一千年前张生与莺莺的始乱终弃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呢！在林道静的仲夏夜之梦里，逸出了一条通向革命的小道，爱欲开始逃离隐匿，变得自惭形秽，因为这是对于革命的玷污，理应退避三舍。虽然林道静声言自己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但她已经把革命作为爱情天平上不可或缺的砝码，一个不可变易的爱情法则。因此，林与余的海边之恋就成为她走向革命的必要点缀，林道静只有通过这场情欲的磨炼才能有资格证明自己走向革命的忠贞不渝的顽强意志。这同传统中国英雄要过美人关一样，否弃爱欲成了检测你是否革命的试金石。
有时在那无奈的阅读中，我还异想天开地乱点过鸳鸯谱：如果是林道静遇上了保尔，余永泽与冬妮亚相遇，其情形会怎样呢？或者让余永泽从宁静的书房中走出，冬妮亚从充满贵族气息的布尔乔亚的情调中走出，与他们的恋人一齐踏上弯弯又曲曲的革命之路……然后大气凛然地双双走上刑场。这样的结局更悲壮些？无可挑剔些？
时至今日，我才能从情感迷失的坐标系上标识自己的方位，在难剪难理的纠缠中蝉蜕出来。我至少可以理解余永泽为何未能答应林道静的附加条件。余的本分内敛，注定了他人生选择的低调，固然也缺乏林道静的浪漫与高蹈。他只知孜孜不倦于“自立一家说”的学者名流，醉心于温柔典雅缠绵相契的朝朝暮暮，营造一个弥漫着书卷清香的温馨家庭。他踯躅于时代的大风圈之外，一任时代风云的轻薄，却执守着一介书生的清傲、自我与良知，在正义与生存之间、社会与自我之间寻找一个弥合点。像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余永泽为我们留下了在那个时代一个执迷不悟的知识分子的美丽而苍凉的背影。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余永泽那样拒绝林道静式的爱的额外要求的。林小姐自然可以离去，却无权责难余永泽的表现就是自私庸俗，并要求余永泽为此而感到羞愧。
后来，我读了杨沫女士儿子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是又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灵魂的相遇，命运的反思，母子两代历史横断面上惊人相似的讽刺意味以及截然不同的叙述观点，又一次地震撼了我！在杨沫追忆自己革命生涯的自传小说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我生长于山右小邑，是一个不懂得什么“终极关怀”的村夫俗子。但我心仪于有些作家（如沈从文）那般至情至性的率真，那永远也不曾被蒙蔽的像春雨般滋润、芬芳、忧伤而又美丽的生命境界。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何以故？前者假，后者真。我自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找不到了。舒婷面对神女峰的沉思是对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一位哲人说：孩子们，我们不要想望永恒的来世。孩子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达不到永恒；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它。永恒就在此时此地。
爱冬妮娅，也爱保尔
？ 曾祥明
说长论短
读了刘小枫的《记念冬妮娅》（《读书》1996年4期），勾起了我对冬妮娅的美好的回忆。
和刘小枫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上高小时在多雾的重庆读的，只不过他在城里，而我却在南岸区的乡下。相同的年龄、相同的地点，便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我读刘文之时，刚刚读完了青年朋友侯君发在《文学报》上被《小小说选刊》选载的《钱殇》，也就越发觉得冬妮垭的可爱。《钱殇》中有两位美人儿，长得并不比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