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学家萨特生活中没有这么长的政治化的岁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中，法国极左思潮中肯定会失去一位充满了激情并拥有崇高声望的活动家，但法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将会有更多的萨特留下来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人们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如果萨特已有的文学创作、“境况剧”中，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具体政治限定性、时事性（例如《涅克拉索夫》等），也许萨特会在世界范围里、在下一个世纪中拥有更多的读者。萨特在政治化中的投入，显然远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收获。今天，世界文化领域里一茬又一茬的新读者群，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即使是在萨特所向往与所依存的世界里，即使是在萨特本人想要得到立足点的地方，他也未曾得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他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很多读者大概还不会忘记萨特曾被轻蔑地与“蛤蟆镜”并列为“污染”，不会忘记在萨特评价问题上曾经大动“理论干戈”，曾经硝烟四起。
硝烟早已过去，现在是晴和的天气。一九九四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举办了“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词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存在文学在不同的国度有过不同的际遇，它在我们这里的际遇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它不再是以社稷安危、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的批评家、理论家严重关注的焦点，谈存在、谈存在主义色变的时候已经过去，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已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奉行的行为准则，其中肯定只有极少数喜爱哲理的人是由于受了存在文学的影响，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合理合法地利用了个体自主性、发挥了自我主观能动性而并未在意任何哲理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果，这种殊途同归之道，多少说明了对自我选择等存在哲理大动‘批判的武器’实无必要。当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脱贫致富、投资开放、资金股市、效应利润、反腐倡廉等等所构成的时代主旋律中，对存在文学评价高一点低一点，已无关紧要了，似乎只是少数穷酸学究的一曲闲聊波尔卡。我们对时代社稷负不起多大责任，我们只有学术良心的真诚。当某个问题不再是承受了千万人严重关注的焦点时，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求危言耸听，不求‘语不惊人誓不休’，但求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多少有益于人群。”
在晴和的天气，有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杨昌龙教授这部《论文学家萨特》的专著问世，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昌龙同志，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到西安大学讲学时认识的，他那时就在教外国文学，涉猎甚广而又比较专注于法国文学，特别是对萨特，长期以来，他的钻研更是锲而不舍，这部论著就是他十年长期研究的成果，它写得立论稳当，实事求是，注意公允，选取了萨特作为文学家这一个主要的层面，集中地加以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是一本很扎实、很有见解的“导读”。专著完成之前，昌龙同志即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力辞未果，就讲一点对萨特的理解，并祝此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的承诺——《胡风传》后记
？ 梅 志
前言后语
我终于写完了这本《胡风传》。还是在胡风临终前几天，他握着我的手说：“不得了，他们又在冤枉我，说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说得清啊？”他那焦急苦恼的面容，几乎使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又不能哭出来。我抚着他的手安慰他，并许诺说：“你放心，谁也不能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
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我深感到我有责任将一些被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同时也应该将他真正的为人，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全盘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后人去评判。我觉得，只有后人才更能不带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定会对他做出公正的评判。于是，我选择了写本全面的传记这一方式。
我大约是从一九八八年开始的，第一次是用第一人称的回忆写了二三万字，失败了，连我自己都对它很不满意。以后开始用编年体重写。第一部分《少年胡风》（本书的第一章《我从田间来》）约有六万字，用的是写少儿读物的手法。我当时也是想先写给少年朋友们看看，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认同，我就能坚定信心写下去。这次获得了成功，《少年胡风》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少年读者的欢迎。
但是，在这之后写的时候却产生了一个风格问题。对象不同了，不应再用少儿读物的形式了。可是我想，还是应以写实为主，虽然有的地方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太琐碎，会令搞文学的专家们见笑。但我还是要申明，我写的是生活传，对于胡风的文艺理论方面我无能涉及，对于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况，我没有资料也不敢妄加评论。我的目的就是还胡风以本来面目。说到那桩沉压了二三十年的冤案，由于我看不到内部资料，对它的前因后果无法说清，因此我想为他说清的一些问题，只能是自己亲历的实际情况以及对那些栽诬的澄清和分辩，以便读者从中了解孰是孰非，从而为胡风洗刷掉那些泼在他头上的污泥浊水！
即使是这样，要对他八十多年的生命作一个哪怕是简略的叙述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早年的事情，我当然不能全知道。幸好我曾带着孩子在他家乡住过一些时，接触到他的家人，听到一些有关他幼年时的情况，我也曾去过他读书的经馆和下石潭老家的“花学”，并且还看过他家新修的家谱。
等我打算写这本传时，我又回了一次他的老家，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可惜却一无所获。时隔四十多年，不仅是老一辈的人都没有了，连那两处老屋也都无处寻觅了。下石潭过去二哥和老四的住处，只留下一片瓦砾，连树都不存一棵。那古式建筑的花园式的书屋“花学”，我想应该还在吧，可是村长用手指着路边几垛砖墙和一堆瓦砾说，那不就是“花学”吗？看来多半是族人拆了去盖自己的房屋了。在过去的黑壳儿墩，现在的恒丰堤大路上，陪同我们的县委副书记用手指着远方，告诉我们，对面那一丛丛碧绿的庄稼地就是你们过去的住屋，后面是烧窑的窑屋所在地。后来你家全部迁到金牛坝去了，那里的土同样可以烧窑，老二和老四两房人现在就住在那里。胡风过去的家园，我再也看不到了，唯有汪汪一片湖水在岸边拍打。不但没有了嘈杂的人声，连飞鸟都未见到。我的心里很难过，只得站在现在这宽阔的公路上，向它凭吊了！我想采访一些族人，但老的一辈都没有了，现在住了很多外姓，要想了解张家在抗战后和解放前后的一些情况，实在找不到可谈的人！
我也曾去武汉想寻访他读过书的启黄中学。地址是找到了，但已成了一家工厂，过去的任何痕迹都找不到。倒是“汉润里”还在，一进弄内就能看到那三个大字。武昌小朝街的房子也已拆掉，了无所存。我还乘旅游之际，到庐山小天池一带去寻访过，也没有找到一丝胡风过去居住的遗迹；至于南京的东大附中，则早已迁走，原址成了另一个大学；只有进门的体育馆似乎还像他说的那样儿。
从我和他在上海共同生活时起，那些岁月至今仍清晰地活跃在我的脑海里。那正是他深入钻研文艺理论的时候，他能够有机会和鲁迅先生交往，得到先生人格力量的影响和感召，在他是终身难忘的。同时，他也接触到许多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有的还和他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部分，我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些当时的人事关系、工作关系和他的写作情况。至于一些仅仅是人事来往，或细枝末节，以及抗战八年时的情况，虽有大量的轶闻趣事，但因为我在为胡风续写回忆录时有的已经写到，并且还很详细，所以我最后还是割舍了，尽量从简，不再写进去。我不想弄成自己抄自己的文章。写到解放后的那几年时，虽然这一段很难写，但我知道，这是读者非常关注的，所以那倒是力图从我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的。
最后写到了他失去自由的二十多年，我的心情变得很坏，因为这等于是要我和他一同再受一次屈辱，再受一次惊吓，这使得我几乎无法执笔。好在，这段生活我在《胡风沉冤录》中已有详尽的描述，所以在这里也就简略带过了。
这《传》不知怎地，写着写着就成了几十万字，并且由于精力有限，写写停停，有简有繁，风格不一，最后又因交稿时间临近，不得不赶着完稿，因此写得很粗糙，实在愧对读者。后来，考虑到字数太多，厚厚一大本，会使读者阅读困难，因此在最后定稿时，我又做了一些删节。
我写这本书，主要靠的是我的记忆和胡风的日记及其他材料。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一年，即使在他坐牢时我也陪了他十多年，所以由我来写他的生活传还是合适的。可惜的是，我对他的文艺理论理解得不够深，无能评说，只能说明我所知的一些真实情况。好在他写的书大都已再印，有心研究胡风文艺理论的专家学者不至于为找资料感到困难了。我能向有心再写《胡风传》或《胡风评传》的学者们献上这份资料，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这次写作工作，我的子女们都参加了，对我很有帮助。我写好初稿后经他们看过提出意见，我加以修改，再由我女儿整理抄写。起初她是用手抄复写，后来改用电脑录入打印，最后经我定稿，才成了这本完整的《胡风传》。所以说，它实际是我一家四口人的集体创作。当然，如有什么讹误的地方，还当由我负责。
不管怎么说，我花了多年的时间，总算如愿完成了它，可以向胡风交代了。不过，我能想象，如果他活着看到这本书，一定是会骂我的，主要是嫌我太罗嗦太唠叨，由他自己来写恐怕只要十几万字就行了。而这恰恰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有许多事应该由自己站出来说清楚，以免后人猜测或误解。我写这书主要也是为了代他说清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我在他生前最后见他一面时对他的承诺！
现在，我尽我的所知所能将他的一生呈献在读者的面前，由于我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加之缺少内部资料和档案，缺少那些很宝贵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我只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有什么不恰当不真实的地方，请读者不客气地指出，那我是非常感谢的！我更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看到档案馆公布出来的资料，对本书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
我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就此告一结束吧！
远远望去的印象——《朱光潜书话》编后记
？ 郜元宝
前言后语
天津高恒文兄要我编一本《朱光潜书话》，安徽教育出版社已有《朱光潜全集》，挑出“书话”类文章略事编排，实在算不得什么劳动，很快完工。但恒文兄又打来电话，限期交篇“编后记”，却让我犯难了。朱先生文章俱在，何必我来妄加嗤点？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讲讲自己读朱先生书的经过，和远远望去的印象，凑成一篇书话的书话。
朱先生一生文字，无非文学与美学。大致说来，建国以前是亦文学，亦美学，建国以后则纯以美学为主。像他那样的大才，自限于谈文论艺之区，走专家学者之路，未知出于自愿否，但也绝非偶然。不求兼通诸艺，只期精于一门，这是许多“五四”以后第二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所趋，不同的是光潜先生选择了当时属于冷门谁也不曾想到后来竟会一热再热的美学为主业，孜孜筞筞，卓然成为众矢所集的“权威”，从而以一种学问，折射出几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
“美学”在现代中国，往往既乏哲学根基和思想的突击之力，也不像文学批评那样贴近创作。它介乎哲学和批评之间，厚实（有“学问”）却不厚重，灵活（允许一定的“形象思维”）却并非灵性的充分发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实际上是颇为“闲适”的。五十、八十年代两次“美学热”，都不是因为民丰物阜，可以悠然谈美，而美学居然一度成为全民热点，不可思议也。九十年代，“小康”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美学据说却是沉寂了。看来这门古怪的学科确乎蕴涵着一种民族性，即仓廪实而未必知礼节，饿得发慌或风声甚紧，精神文明（审美的神经）却挺然翘然，出奇地发达。
光潜先生及其同好同道们，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他们的领域看似一块飞地，实则源于钦定。有理论癖思索癖的头脑，上无缘升坐威严的哲学宫殿，下不能和活跃的文学创作自由结合，剩余的智慧无处可泻，只“形象思维”一题勉强能够优容，然而个中要义是：就在这儿“形象思维”吧，可别“形象”得轻狂起来。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五十年代骤然而起骤然而落的美学大讨论，无幸得见光潜先生彼时颇有丰采的委屈和重重委屈中的不失丰采，——窃以为那样才更能于语言文字之表领略“美学”的真谛。现在无论怎样总觉隔了一层，即使已有煌煌二十卷的全集。
朱先生和今天三十上下的人有关，概自八十年代初美学热的卷土重来。记得刚上大学中文系，因为“考取了”就是中秀才的幸福意识还相当浓郁，沉痛孤愤的鲁迅是不会亲近的，沈从文之外，就是耽读朱先生的书了。沈让我透过文字，触摸到山川民情的葱茏妩媚；朱先生的美学文章，则让我懵懵懂懂欣赏到现代汉语阐情说理的胜任愉快。后来因为久居钢筋水泥的丛林，性灵渐灭，羞对湘西山水，但光潜先生的文章还是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
渐渐感到这迷惑是带有几分不安的。
沈从文的作品得山川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