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渐渐感到这迷惑是带有几分不安的。
沈从文的作品得山川之助，光潜先生的笔墨则更多由中西方浩瀚的典籍之海流溢而出。读沈从文，可流连山水，纵情之所之，虽然《边城》式的清醇的旁边，陈列着粗犷拙直，但那身在旷野的逍遥，却是沈从文的好友、身为当年“京派”另一主将的光潜先生所不能贡献的。读朱先生的书，是从这本书到那本书的跋涉，那光景有时也确乎可以让人忘记这其实不过是端坐书斋在想象中游目聘怀。光潜先生追求的是对书中之理的抽绎，编织，条贯，一生在书中过活。他读了那么多书，又那么有耐心一一向我们介绍这些书中密如蛛网而且常常晦莫如深的思想线索，叫人不得不佩服。
那时是拿他当大儒看了。后来读鲁迅《题未定草》关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严肃的调侃，一边是拔地而起不多不少的自然之文，一边是朱先生明显造作堆砌的强为说理，对比太鲜明了。再想想自己疏隔沈从文而耽读朱先生的无奈（沈氏已成陈迹而朱先生尚在目前）以及这无奈中日日失去的东西，模模糊糊的似乎明白了，在现代中国，所谓理论有时实在不过是和世界隔离以后徒然用文字做一种自我欣赏的渲染。说穿了，就是精神上的自我哄骗，因为不能直接融入主动的人生的灿烂的光辉，只得用文字在那上面涂抹一层斑驳的土花，先把它制成古董，又从而欣赏之。
这也就是曾经被我们当做唯一可以寻美的去处的所谓“艺术欣赏”。在这领域，“审美”只是看着前人的作品发呆，即广义的“解释”（包括“领会”等等），那中间据说有一种神奇的产生“快感”的“内模仿”：对前人一次性创作的再发现，再分享。很长一段时期，美学所干的事情大概就只这些。这当然也是应该的，然而如果后人，特别是负有推动文明往前发展的成年人，一天到晚只会在书房或博物馆里“内模仿”，并且还要在这基础上挖空心思制造重重叠叠的美学理论，那是会窒息自身的创造力，使它渐渐萎缩下去的。今天谁还指望单向的“解释”能鼓舞现实的创造？它最后恐怕只能剩下被动的坐享其成，接受馈赠。审美“快感”云云，有点像小孩子打开大人送给的礼物包时那一刹那的惊喜。但大人毕竟不是小孩，如此惊喜的权利是有限的，所以尼采胆敢将这样光接受不产出的“艺术欣赏”称为“妇人的美学”——这里他倒没有照例贬低妇女，只是想嘲弄那些推卸创造的职责而一心羡慕妇女的“天赋人权”的男性。
我对朱先生的理论——譬如他服膺的“审美距离说”——的敬仰，突然减去许多，相信真正的美，应该就在现实的无距离的劳作与挣扎，爱与憎，忧与乐，破坏与创造中，别处寻不到的。
佩服还是佩服，但多半在他辛苦编织的理论之外了。光潜先生理论以外的文字确有另一种气象。他和宗白华先生一样，都提倡“不通一艺莫谈艺”，对文学尤多会心，又曾是现代“京派”中坚，倘若卸去理论的华衮，他还是一个过硬的词章家，不像后来的“美学工作者”，除几条半通不通的理论外，论文学艺术，简直要隔到十万八千里。光潜先生的文章，尽管有时轻于变化，不能持论，但济之以学识，增之以藻采，从容不迫，明白晓畅，又实在是一个优点。娓娓道来，诲人不倦的风度，我觉得还在其次，况且那容易令人想到一个长者或许可以避免的愚阔和软弱。
早期《悲剧心理学》和《诗论》之外，最让人爱重的，还是翻译。朱先生做翻译，似乎比自己立论更见精彩，文辞也更自由。对许多早年留学欧美的作家来说，五十年代以后翻译的成绩高于创作，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朱先生自然也未能例外。虽然译别人的书，却多少揉进了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别的不说，他所译的黑格尔《美学》给人的印象就极深。据博学之士称，朱先生的译文是包含了“创造”的，可尽管如此，至少美学家的黑格尔在中国仍然属于“朱记”，此外别无分店。这印象，看了王造时贺麟诸先生对黑格尔其他著作的翻译，仍无法湔洗。
说理之书，由西洋输入中土，一名之立，也要“踌蹰旬月”，而朱先生在自己艰难的理论挣扎中，为中国读者包括许多理论上的对手以及根本称不上对手的胡搅蛮缠者翻译的西方美学著作，就有柏拉图、歌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莱辛等人的数百万言。这需要多少西绪福斯式的推石上山的蛮力！
我绝不敢看轻光潜先生的著作而独重其翻译。光潜先生的理论自有专家去总结，我只想说，好的翻译，实在比一般所谓的创造更为难得。国人译述西学，有“翻译机器”，即自己不加研究，拿来就翻，翻必求多求快，似乎成果累累，实则灾桃祸李。另有述而不译，得意忘言者，专著层出不穷，却极少乃至全无翻译。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翻译为稗贩之学，为人作嫁，故不屑为，不愿为；一类因翻译难以藏拙，暴露语学程度之浅尚属小事，更可怕的是要显出母语方面的无能，故不能为，不敢为。以现代汉语翻译西书，根本的考验是如何发挥母语的极限，以传达异域文情的实际。这种考验，盖远甚于在母语内部的写作之难，故成功的翻译非卓有成就的文体家不办。朱先生的译著确实有鲜明的文体个性，这和他早年慕习桐城派古文肯定有关系，但那包孕宏富的译笔，又岂是桐城所能范围的。朱先生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到翻译中去了。他也研究，也翻译，翻译是有研究的翻译，研究是有翻译的研究，这只要看他所译之书不离一生所系的美学即可知。他是异常勤勉的人，轻易不对西书说三道四，用寥寥数百言向国人介绍一本自己不准备翻译过来的外文著作，此等“书话”，他很少去做。他要介绍，就花大气力进行研究基础上的翻译，因为横说竖说，总不如自己做“舌人”让高鼻深目者通过自己的嘴巴而有所说。在介绍西书这一点上，翻译胜过浅尝辄止鸣高猎奇的“书话”不知多少倍。极而言之，对于外文著作，一定要写“书话”，翻译才是真正的“书话”。光潜先生这方面有数的几篇“书话”，就都是为自己的译作而写的序和跋。
笔者做大学生时因为喜欢光潜先生的译文，生出理论兴趣和偶尔弄笔的冲动，毕业后又一气读了六年的理论，可惜终于一事无成。这倒不能全怪客观上没有从事理论研究的条件，仔细想想，当时所谓理论兴趣，或许仅仅是对朱先生的译文的兴趣。朱先生开始大规模翻译黑格尔美学全书，是在所谓的美学大讨论接近尾声之时；远一点看，则是文坛几十年的风雨平静之后，所以有一种沧桑，一种智慧，一种提升，一种解脱，因为是翻译，又有了可以掩饰得很好的自傲，以及这一切背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寂寞，加以黑格尔氏特有的弥纶群言吞吐八荒的气势，遂造成了朱先生别致的译笔。对一个浅薄的大学生来说，这层文字的魅力已经足以让他发生误会，以为其中所透露的在纠缠于主观客观唯心唯物之类的别处绝对看不到的情态，实在可以包罗万有了，于是不免暗暗学习模仿起来，浑然不知误会由此转深而至于不可消除。作为这种误会的痕迹，是至今难改咬文嚼字的积习，把文体看得比思想更重要。还常常不自量力，业余翻译不辍，“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竹头木屑，皆可慰情。一则是见猎心喜，相信翻译是创作之外锤炼母语的最佳手段，一则是不忍遽然自弃过去的爱好，但主要还是想通过直接面对西书，善养其肃然求知的本分。这后一种自以为不坏的习惯，当然要深谢光潜先生的所赐。
犹忆本科二年级一个阴雨的下午，因为在哪本书上读到黑格尔美学的大段朱译，亟欲一睹全豹，急吼吼地跑到图书馆，终于将三卷四册的《美学》找齐了，按捺不住的高兴。正办借阅手续时，旁边有一老者几乎看不出地摇了摇头，用几分怜惜的口气说：“唉，又是‘美学’，年轻人真会赶时髦。”始终猜不出这位老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骄傲啊，都不肯向那冷言冷语发出的一角转过头去。他也许是和美学甚有因缘的学者，或者是因为美学而翻过筋斗的过来人？当时哪管这些，面孔有点涨红，而多半是不服，并就在这不服中顶住不知是谁的摇头和叹息，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抱着黑格尔昂然走开了。
少年豪情，而今安在哉。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大胆通读长安街
？ 刘心武
前言后语
我是弄文学的。这与建筑是两个行当。但文学与建筑隔行却不隔山。这两个行业都属于宽泛的艺术范畴。引领这两个行业的美学女神如果不是一位，也该是孪生姊妹。在古希腊诸神中，代达罗斯既是石料建筑之神，也是众神塑像雕刻的鼻祖，这也说明建筑最起码相当于大型的造型艺术。我记得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托玛斯·哈代原先便是一位建筑师，因此他那此长篇小说的结构，便具有哥特式建筑的某些特点，比如情节主线的逐渐高耸式奇突发展，以及分枝情节的均衡式布局，等等。像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其著作中都有对建筑物及相关环境的细腻而生动的描写。而我国的文豪曹雪芹早在二百多年前便在其伟著《红楼梦》中以文字栩栩如生地营造出了一个美仑美奂的园林“大观园”，那至今还是刺激我们中国建筑师灵感的一大源泉。
我已经出版了几十部文学作品，但我现在要出一部关于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书了，书名叫《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是由专业性的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来出版，现正紧锣密鼓地印制中。当然，我这弄文学的，毕竟是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一个外行。我只是在追求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的“通感”时，凭藉是一种由衷的爱好，或者说被好奇与闲游的欲望支使，逾越到建筑艺术与环境艺术的领域内，在猎取滋补我文学灵感的营养时，有时也忍不住指指点点，发表一些个意见。这本书里的文章，便大体上是这种“越境漫游”的产物。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意的大概会是我对北京长安街上三十五座建筑物的评论。实在是“胆大妄为”。建筑师们及相关机构对于自己已然耸立在世人眼前的作品，总是持“欢迎批评”的态度吧。不过对我这种外行人的评论实在用不着太认真。都是些纯个人的意见。这一组评论在北京一家报纸上连载（每周一篇）时，曾有人打探：有没有什么“背景”？实在是毫无上下左右中任何“背景”。我确实不知道这些建筑都是由什么机构的哪位建筑师主持设计的，也不知道此前有什么权威人士对这些建筑物已有过了什么权威性意见。所以我的这些评论也许极其悖谬，却也许反而会令建筑界的人士感到有趣；就如同作家听到文坛外特别是非专业评论家的直率意见时，往往并不一定接受，却会在“故妄听之”中得到某些有益的联想与启发一样吧！
建筑评论在中国大陆不仅数量少，而且只局限在很狭小的专业圈子里，写的人多是搞建筑的，看的更差不多全是搞建筑的；这倒也罢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建筑评论往往是笼统的综述多于具体的个案分析，僵硬的专业眼光多于灵动的美学感悟，生怕得罪了建筑物背后的“长官”、机构与专业权威的吞吞吐吐多于独立思考的直言不讳；这就使得建筑评论远没有如同文学艺术评论那样，在中国大陆得以成为公众共享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到处耸立起夺人眼目的大体量新建筑，比如北京，它的天际轮廓线在极其迅猛地变化着，新建筑真可谓雨后新笋，你简直随时能够听到它们嘎嘎拔节的声音。这当然首先应视为好事。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局面。不过，这诸多的大体量新建筑在美学创意上究竟如何呢？说实在的，令人满意的并不太多，有一些，比如宣传得很厉害的北京西火车站，它的耗资、气派都是首屈一指的，却遭到了不少非议。人们都知道那位因腐败而下台的北京市原市长陈希同，他有个外号叫“陈希亭”，因为他总是要求建筑师在所设计的建筑物上顶上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顶，以他极其有限的认知水平与鉴赏能力，他判定那便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与无可置疑的“壮丽”，他以其在位时那强悍的长官意志，败坏了许多建筑设计师的美学创意，要么你的设计方案便被他无情“枪毙”，要么你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在无论什么样的楼顶上来个攒尖顶的亭子什么的。北京西火车站便是“陈希亭”意志的集中体现。“陈希亭”訇然倒塌了，固然令人一快，然而北京西火车站的败笔却只能由其继续存在，起码几十年，乃至更久。这说明不仅对贪污腐败应加强公众监督，对城市公众建筑也应通过“公民话语”起到必要的批评监督作用。我的这些称作“通读长安街”的建筑评论，便意在抛砖引玉，以使关于城市建筑的评论走出专业的狭小范畴，引入于开阔的民间话语空间。
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出现了专门的建筑评论家，但他们就往往并非建筑界当中的专业人员。例如美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他就说过：“我看到的一些杂志有详细的数据、美丽的摄影，像一本汇集了各种直观资料的画册，但缺少建筑的核心，即使刊载一些论文，也只是建筑的介绍，而且大多数是由建筑师自己写的……我认为从记录已经竣工的建筑物这一点来说，确实还是有价值的，但对评论作品来说，建筑家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建筑本来是应该由建筑家以外的人来加以批评的。”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的建筑艺术评论大家刘易斯·芒福德，便并非建筑界的内行，而是一位作家；他曾著有《来自生活的素描》一书，显示出他所特有的评价“凝固的音乐”（黑格尔首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的首要原则，并非是建筑学上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