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
虽然《星期评论》在刊发梁氏以笔名“子佳”所写的《雅舍》、《孩子》等十篇小品文以后，便无疾而终，但是“雅舍”的“小品”从此却已声名在外，不能自止。梁实秋先生自己对此组文字似乎也颇为看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时地以“雅舍小品”这一“老字号”来续写，积累数目到达一百四十三篇之多。在这个名义下的文章，陆续出版单行本，先后编为四集。
大陆读者得窥《雅舍小品》的全貌，则是在梁先生去世以后。此事当要深谢他的遗孀，也是其版权继承人的韩菁清女士，因为是她将该书的大陆专有出版权授予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才有了《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在大陆的编印和发行。
从荜路蓝缕，以启文亩，到名满海外，人口皆碑（林海音在《雅舍的主人》一文中说：“《雅舍小品》一书在台湾畅销并长销数十年，谁都读过《雅舍小品》，而且有些茶艺馆还起名雅舍呢！”李萱华于《梁实秋在重庆》一文中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两文均见《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梁实秋先生通过《雅舍小品》，给本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资产。
世人或不解梁先生何以要在“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中，特别仔细地交待出自己的“写作所在”，犹如老母鸡对着尚未张嘴吃鸡子的食客，“咯咯咯”地先期介绍自己的草窝一般。实际上其间正自有着一段纠葛。只不过，事到受约写作《星期评论》专栏的时候，梁先生对两年前的这场风波，在内心中似已熄“火”，所以，做出来的文章已经温和到极致，不容易使人产生彼此关系的联想罢了。
话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一位署名为“罗逊”的先生，通过重庆《大公报》率先发难攻击梁实秋此前为《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所写的《编者的话》（这两篇文章，卒使梁氏有口难辩，终被诬持“与抗战无关论”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中在高屋建瓴地提倡“抗战有关论”以外，还提出了“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问题，内有“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里面”等语。为此，梁实秋先生在《副刊与我》一文中敏感地辩驳道：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像我们这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高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
……
也难怪当日梁先生闻“罗逊”之言便要跳将起来抗辩，因为彼时梁氏在重庆甚至连“雅舍”这样的“仅避风雨”的居室还尚未觅得，只是独身一人栖身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这对于素心讲究“和谐的家室”、久持“吾爱吾庐”观的梁氏来说，蛰居“陪都”而中馈虚空，真是无室无家之时，其心情之？惶可知。
更何况，在当日的时代氛围里，这样一个关于房子的冤枉，是万万吃不得的。要知道，当时身居何等样式和何等规模的房子，实关乎主人所属的“阶级”，且是号召民众要否将其“打倒”的重要界石。“罗逊”先生的话，原不是无意为之的呀！其间“杀机”，正暗伏于寻常笔墨间。
没想到梁氏当时随口许诺于读者的专写住房之事的“一篇文章”，竟然到两年以后才落笔，而且写得如此温和宜人。其实，梁先生在上述辩辞中所感慨的穷富人等住家“与抗战无关”数语，原是与其个人的阅历可相印证的：“德国式的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青岛，本是梁氏全家驻足过四年的地方；而梁先生在辩辞中，又主动多说了南京、上海两地。对于甫到重庆的梁实秋来说，宁、沪、青三地，确是他有生以来载室载家的地方。“罗逊”之言实属“事出有因”。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一文中就曾自我表说道：“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三十八岁以前的梁实秋，多次努力营建过自己的小家。他为与程季淑小姐婚后生活而建的第一个“爱巢”是在南京，位于当时东南大学校门正对面的蓁巷4号的平房。可怜梁氏数月间“天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等物”的结果是，作为新娘的程小姐仅仅到此住了五天，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双双抛弃这个由夫君“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作东南行。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就这样接纳了这对逃难而来的小夫妻。于是，“安定畅快”和“相当狼狈”兼而有之的独立家庭生活，就此开始。在告别为期半月的借居地以后，梁氏夫妇租住了一处上文提及的“一楼一底”的房子。“别看一楼一底，其中有不少曲折”，这是梁实秋先生在《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一文中写出的隽言，如今能为旧上海此等民居存此生动旧影的，恐怕就推梁先生这篇妙文了。
可能是为了抛却这种“悲哀”，寻求家居的欢悦，次年他们便急不可待地搬入了一处“二楼二底”的住宅。第三年，则再次乔迁到一栋三楼的房子里，据说环境条件较前两处有大大的改善，“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然而，梁实秋因肩负养育家人的重任，而并不能在此家居环境中安度稍息，尽管他“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他在《槐园梦忆》一文中说的这番话，不能不让人为一个青年户主自立的艰毅而感动莫名：“我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真如、徐家汇、吴淞是一个大三角，每天要坐电车、野鸡汽车、四等火车赶三处地方，整天奔波，所以每天黎明即起……”就这样，在上海三年，他们搬了三次家。
一九三○年夏，梁实秋因为接受聘约，移家青岛后一住四年。在此地，他们仅仅搬过两次家。先是在鱼山路四号一处“四楼四底”的房子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次年便搬定到附近7号的一个新楼里：“四上四下，还有地下室，前院亦尚宽敞。”在客居者的建议下，房东父子很快就在院内植下了樱花、西府海棠、苹果等花木，这使梁实秋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数十年后轰动世界文坛的《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工程，便也在这样优美而良好的家居环境中启动了。
我以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梁实秋先生可能是对自己的家居环境最为在意的一位。他后来就曾不止一次地自诩道：“关于居住的经验，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平山堂记》），“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雅舍》）。其原因契盖有二：一是从小生长于北京勾栏胡同（后改称内务部街）三十号这个“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于家居素有讲究的传统，并演而为人生良癖；二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美满的婚姻及其“和谐的家室”所宜需。当年，他们夫妇孤悬沪滨，只能在上海屋檐下的“一楼一底”式的弄堂房子里过日子时，因为凤凰于飞、琴瑟谐和，所以颇能安贫乐命：“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季淑和我都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无论那个家是多么简陋、多么寒怆。”
无奈因为抗日战事日迫，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出发，“从此入四川，与季淑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在“大后方”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而“惹是生非”的一幕。
由此迤逦说来，青岛的“红瓦绿树”同梁氏也并非无缘，只不过他所赁居的“四上四下”却不是德国人所造，而是当地一位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之小筑”（梁实秋《忆青岛》），房东和房客原来同属于劳动阶级。因此，“罗逊”之言莫不是“查无实据”了吗？
经过了抗战期间六年的夫妇睽别，梁实秋对于离乱生涯有了不堪回首的痛识：“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因为有此一段苦难的经历，所以，梁氏夫妇为了“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往往遇有机会，便说教上述这节教训，供人鉴戒。由此也可看出梁氏夫妇的仁者之心。当然，这是后话。
中年以后的梁实秋，在营造家居环境方面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在到达台湾以后，断然放弃台湾师范大学提供的台北市云和街十一号的日式宿舍，于一九五八年夏秋买地自造安东街三○九巷的梁宅。此宅虽仅占地一百三十余坪，但因为设计图纸出于梁氏伉俪的手笔，所以格局上别具匠心：一则“房求其小，院求其大”，一则“一联三间房，一间寝室，一间书房，中间一间起居室，拉门两套虽设而常开”。据说，梁实秋先生在墙上索性打定了一排书橱，并就此题名为“雅舍”。至此，先生才正式成为完全独立的“雅舍主人”。此与当年在重庆北碚起用“雅舍”之名，正好相隔二十年。
后来梁实秋夫妇于台北“雅舍”一气居住了一十三年，直至一九七二年“卖房子结束破家”，于当年五月二十六日移居到美国西雅图的女儿女婿处。这是梁氏生平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处房子，他在此潜心著译，教书育人，一天天地被日子“打发”（参阅《十句话》，见《梁实秋文坛沉浮录》），卒至功成。
可是，梁实秋先生在写作《槐园梦忆》时，却将自己在安东街所建的住宅，目为“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这种一反梁氏生平“爱庐观”的说法，实在令人惊异。但你若细读此文；便能体味出梁氏晚年所有的那种家园荒芜、此生何寄的身世之感。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写毕的《槐园梦忆》，正是在他的爱侣谢世四个月的日子，那么，我们大概也就更不会惊疑于老先生心境的遽变。
如今，我们的话题该回到由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李萱华先生所编的《梁实秋与雅舍》一书上来了。所谓“雅舍”，其名源起于合住者、其清华大学同窗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的名字。梁先生后来解释道：“……我和他们合资在北碚买了一栋房子，其简陋的情形，在第一篇小品里已有描述。房子在路边山坡上，没有门牌，邮递不便。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议给这栋房子题个名字，以资识别。我想了一下说：‘不妨利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雅舍。’第二天，我们就找木匠做了一个木牌，由我大书‘雅舍’二字于其上。雅舍命名，缘来如此，并非如某些人之所误会，以为是自命风雅。”
《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是淡淡雅雅的一个小三十二开本，共一百余页，内容却是十分有趣，而且有着十分人文含量的。编者李萱华在本书《前言》中介绍该书的由来道：
随着《雅舍小品》的问世，“雅舍”之名已蜚声中外。凡读过《雅舍小品》的人，都在议论“雅舍”，寻找“雅舍”。然而，“雅舍”在哪里？成了当今海内外文坛上的一个谜。笔者从一九八○年开始寻找，历时八年没有着落。一九八八年，台湾女学者丘彦明专程来访，到了北碚，无处寻觅，只得扫兴而归。一九八九年，承老舍夫人胡？青先生回忆，勾画了一份“雅舍”位置示意图寄来。根据这个示意图，在一九九○年调查“陪都遗址”时，经过反复核实论证，终于在梨园村找到了“雅舍”。
“雅舍”现今住着五家人，门牌编号为梨园村四七—五一号。其中四八—四九号为梁实秋住房，五十号是“雅舍”客厅，后房为吴景超与龚业雅的居室。
“雅舍找到了！”消息传出，成了文坛上的一大喜讯……
“雅舍找到了！”然而，问题随之也就来了。这处在抗战中“曾有过许多次文化人的聚会”，“留下了人们数不清的足迹”，“记录了五十多年前那段不寻常的岁月”的人文名胜，当时却已面临重庆市“旧城改造工程”中的挖掘灭顶之灾。
于是，以舒乙、李萱华、林海音为代表的海峡两岸人士，通过多种途径为此发出了“雅舍不能拆毁！雅舍必须保留！救救雅舍！”的紧急呼吁。冰心说：“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舒乙更在发表于《团结报》上的《寻找“雅舍”》一文中，饱含激情地论证“雅舍应该长存的价值”道：
最近，我看见了雅舍，大喜；知道雅舍不久将被拆，又一惊。
这一喜一惊感染了我周围的文艺界朋友们，大家无一例外地对雅舍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关注。
我盼着雅舍的长存。
在那小小的六间房里，生活过一位爱国的现代文人，他写得一笔好文章，虽然条件既简陋又艰苦，可是他却生活得很愉快。由六间房间中飘出的散文，成了坚韧不拔、自信乐观、潇洒和情趣的化身，为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代刻上了可纪念的注解。
如今，“雅舍”终于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被重庆市政府确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们流连瞻仰。当然，我们更可以藉助《梁实秋与雅舍》一书的插页照片来神游“雅舍”，先睹其“天然妆，淡淡样”的布衣风貌。
“茅舍数楹梯山路，只今兵火好栖迟。”（陈延杰《题彭醇士〈雅舍图〉》）梁实秋先生旧居的“雅舍”，没有随五十余年间的天灾人祸灰飞烟灭，而是在四年前适时地重现人间，并卒能唤得乡亲父老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