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樊克政函。
九月七日 晴。新加坡留美攻读学位的刘慧娟携李欧梵信来访。李是她导师。刘还携来现在海外的魏承思函。
九月八日 晴。继续为撰写杜文作笔记。甚觉头绪纷繁，梳理艰难。偶然想到：今日青年，唯新唯洋是从，此种风气与四十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关系。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来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援经典以自重，而放弃自己独立见解。沿习既久，惰性已成，个性日丧，创造力终于斫伤尽净。殆至无权威依傍时，则不能创一说立一论。沉迷其中，而不知自省，悲夫！
九月十日 晴。继续作撰杜文准备工作。下午《上海文化》催稿。午后二时工作至夜晚，稿改动较大，倦极，但明日可望交卷。此稿整理者似潦草，现全文共七八千字，而出于整理者之手者尚不满一页。此事竣工，明日争取撰写杜文集序。
九月十一日 晴。上午准备材料，下午动笔，得六百字。写作亦如竞技或表演艺术，需放松，效果方好。
九月十二日 阴雨。继续撰写《杜集序》，今日得千余字。中华文学基金会寄来顾问聘简。午后邵燕祥来访。
九月十三日 阴雨。继续写《杜集序》，得千字左右。腹泻。
九月十四日 放晴。继续撰写《杜集序》，得千五百字，午后刘慧娟来，朱学勤来。将纸一卷，笔十支，颜料二盒，请刘带回，小雨所需也。晚饭后傅杰来，阿达偕其俄友来。
九月十五日 晴。继续撰写《杜集序》。下午五时赴科学会之会。《文学报》本月扩大版，试刊载毛泽东生日（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六十七岁）讲故事，颇见性情。连夜均服药始能入眠，写作疲劳故。
九月十七日 晴热。开冷气空调。继续写《杜集序》，得二千字。晚罗洛宴请梅志，邀贾植芳、何满子和我作陪。家乡嘱题词。书一条幅：悠悠荆楚，忠烈之乡。灵均遗范，世德永芳。
九月十八日 气压甚低，夜雨。继续写《杜集序》，将完稿，即以另纸再写第二稿，边抄边改。
九月十九日 阴雨，转凉。继续撰写《杜集序》第二稿。中午应《文汇报》张启承之邀，去和平饭店。报馆宴请美《国际日报》董事长陈韬父子。在座者尚有美领事滕祖尤暨其华裔夫人。滕国语极流利，能以纯粹京白说绕口令，并能作中文诗。
九月二十日 阴，凉。继续撰写《杜集序》第二稿。来访者多，只得抢时间，以争分秒。伏案时间过长，思索耗神，甚感疲倦。晚间徐钤、李子云、陈思和、金永华等络绎而来，谈基金会事。连日来约会颇多，看校样亦多，实应接不暇。九时客人散去，再继续写第二稿，未完，夜已深，遂就寝。
九月二十一日 阴雨。杜文集序《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论战》于今日午后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纸三十五张，共一万七千余言，为近年所撰最长之文。连日撰写不辍，实觉精疲力尽。
九月二十二日 阴。再改《杜序》，删去约千余字。傅杰来，未携稿去，因尚需修改。晚吉林作协宗仁发来，取去照片十八张，拟刊于《作家》上。夜王震坤拿来《海上文坛》校样，当即校阅，由震坤带回。诸事做完，已近十一时矣。
话说唐德刚
？ 宋路霞
其人其事
唐德刚是个在美国“打工”了整半个世纪的安徽“老母滋”，有着颇为潇洒的履历——四十年代出国留学兼打工，五十年代初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六十年代任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亚洲学系主任，七十年代尾随尼克松访华之后成为第一批被批准回大陆探亲的三百人中之一员，八十年代领导全球范围“胡学”（胡适研究）的“卷土重来”，九十年代作为发起征集一亿人签名向日本讨还战争赔款运动的核心成员，由此赢得了海外侨胞由衷的尊敬。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的确，他有不少地方像他的老师。诸如治学的严谨、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投入……可是他那与生俱来的幽默作风和“闯祸激情”，恐怕他的老师也远远望尘莫及。
老乞丐与小乞丐
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期收下的小门生。他们于五十年代相会于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一个是常来哥大图书馆借书还书的名校友，一个是正在图书馆里进进出出推书车的“汤姆”；一个是从叱咤风云的圣人的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一个是从处处由书僮服侍的公子哥儿沦为事事要小心谨慎、寄人篱下的打工仔。他们同属一支几百年前从江西瓦砾坝迁至安徽的老乡，胡适还能扳着手指，列出唐家当年许多在京城做官的叔叔大爷们。很快，唐德刚就常常出现在胡适夫妇破旧的公寓里，品尝着胡适小脚太太烹制的拿手徽州名菜——豆腐渣。
唐德刚比喻这种师生关系为“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而这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
那时大陆批胡适正批得紧，台湾当局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养老金生活，任他自生自灭去。此时，胡适年老体衰，又遭洋人忌妒，可谓“他把哥大当作北大，而哥大并没有把他胡适当成胡适”，甚至还常有梁上君子光顾，年轻正直的唐德刚就在胡适最需要他的时候，从天地间冒了出来。
他帮胡适做最重要的事情：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也开车载他外出购物，处理些杂事，时不时地喊上一帮小兄弟陪陪师母打麻将，更重要的是那十几年间，唐德刚就充当了胡适以往讲台下的成百上千的听众，听任胡老夫子将他那不得不喷发的“一贯性”的思想，照准脑瓜“狂轰滥炸”。胡适喜欢辩论、讨论问题，而唐德刚正是个不大不小的刺头。这种关门单传，就使得他深得了“胡学”的精髓；对胡适来说，寂寥中也算过足了演讲瘾。
唐德刚还以他小乞丐的特殊身分，斗胆道破胡老师心底隐埋得最深的一层感情秘史，即胡适为爱女取名素雯（Sophia沙菲），是为了纪念他与陈衡哲女士的一段旧情；那首怀念亡女的诗，也是悼亡兼怀旧，“一石双鸟”的。唐德刚深为老师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胆小君子”而叹息。
摸鱼捉虾，误了庄稼
唐德刚曾经评价在抗日战争中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原因是当时的胡大使理应多为当局争取些国际援助才是，而他却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最后，大使当不成了。其实唐德刚与他的老师也差不多，他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可是没写出一部哲学专著，而人物传记和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却能找出一箩筐，诸如《梅兰芳传稿》《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记》《顾维钧回忆录》《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战争与爱情》（小说）等等，那本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之惑》是研究毛泽东的，这不真应了他评价老师的话了吗？
但他的“鱼虾”使他名扬天下，不知有多少读者被他那洋洋洒洒、亦庄亦谐、自然天成的“唐派散文”所倾倒，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鱼虾”得来并不容易。
以《胡适口述自传》为例：先是以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俩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十年后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台湾《传记文学》社主编请他写篇“短序”，可正遇上他“旧情喷发期”，一发而不可收，一天一节，居然写了几十万言，最后竟成了脍炙人口的《胡适杂记》。
险些被调包的系主任
一九七二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立大学他只上中国现代史，只教一个班，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时间排在学生最不要听课的周末三点到六点。可就这一门课，他也把人家闹了个锅底朝天。
按说这门课在大洋彼岸不会有多少学生选修，可他一出手就弄了个大班，令人难以置信地堂堂爆满，每次都有不少学生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这就引起了洋人教师的反感。第二学期，他的这门课派给了洋人教师上，叫他上美国史，他照样弄了个大班，把学生一拨一拨地吸引了过来，又是人头挤挤，满堂生辉！
正当此时，校方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位系主任，还设立了“选聘委员会”。由委员会拟定的十余名候选人名单中，唐德刚排在末尾，奇怪的是委员会秘密投票时，唐德刚竟“十发九中”成了“黑马”。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反悔不认帐，竟把投票结果秘而不宣，一拖数月，到新学期开学宣布时，系主任竟被调了包！受骗的学生直冲校长室质问，校长理屈辞穷，无计可施，只好向唐德刚求救。那天他正在二百里地之外上课，校长急电请他速回，当他乘坐校长安排的飞机回到学校时，校方和学生双方都派了代表欢迎他，纽约市三家电视台纷纷出动，唐德刚衣锦返校，一下子风光到了极点。
不出校方所料，这位黄皮肤的系主任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把原有的课程砍掉了一半，接着又一口气开出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国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亚美文化冲突”、“亚美文学选读”等等，将那些洋人史学家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的、百年来华侨移民美洲的血泪史搬上了大学讲坛。
一颗永远滴血的中国心
唐德刚已逾古稀之年，作为一介书生，和他的老师一样靠教书吃饭，他并不赞同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美国少数民族中华侨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而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恰恰又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
他和夫人吴昭文（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曾省吃俭用，捐出一笔钱加入一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为华人子弟入托、入学，建造华人幼儿园和医院而奔忙。十几年前，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在侵华罪行问题上赖帐，甚至连南京大屠杀也想一笔抹煞，激起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愤怒。唐德刚参与发起了全球性的征集一亿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日本付清战争赔款的运动。他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以历史学家的犀利，历数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华百年的罪行，并且着重指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按国际公法历来就有对国家赔款和对民间赔款这两个部分，过去的中国政府仅仅是在对国家赔款的这一部分上，作出了姿态，但是民间要求的战争赔款问题，历来没有个说法，我们必须对日本清算这笔民间的旧帐。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爱国情怀，撼天动地。去年在台北，一小撮台独分子在中正纪念堂前，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义正辞严地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咚”地一拳，鲜血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他那颗忧时忧民的中国心，时时在滴血……
废弃新圈点之争
？ 韩石山
其人其事
徐志摩真是个易招惹是非的人。
一九二二年十月回国，第二年春天，先为茅盾的一个错译，得罪了文学研究会，又为讥潮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跟创造社的成仿吾大起干弋。而这期间，他与张幼仪离婚的事，正闹得不可开交。更料不到的是，到了七月间，又因为几句话，引起了“废弃新圈点”的争论。
徐志摩回国后，在硖石老家住到过了春节，年初应蒋百里之邀，去北京的松坡图书馆任职，路过上海时，《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柯一岑先生问他要稿子。他说，新作没有，在国外的烂笔头倒不少，就打开一包稿子让对方挑选。柯一岑选了几篇，其中有新诗《康桥西野暮色》，诗前且有一段小序。徐说，之诗很糟，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那时他正在看Janos Joyce哄动一时Ulysses，所以乘兴写了下来，还是不要登吧。
上文中的英文作者名与书，就是七十多年后的如今，才在中国有了全译本的乔伊斯的《尤里西斯》。
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康桥西野的暮色》连同小序，一并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登出。
争论由此引发。
七月十三日，北京《晨报副刊》上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十地的《废新圈点问题》，一篇是松年的《圈点问题的联想》，对徐志摩在那篇小序中提出的主张或者说是看法提出批评。
徐在小序中是这样说的：“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我们口里说笔上写得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语气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怕被人讥嘲为落伍，且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守旧，我至少比你们新些。”
徐氏所以说这些，怕也是为他的那首《康桥西野暮色》张目——这正是一首没有标点的新诗。
十地是个刻薄人，文章写得很俏皮，先说他对徐先生的这个动议，首先站起而且举手表示同意。转念一想，却又觉得有点为难。我们说话可以不用圈点，但是一个人不能不呼吸，说到一定的地方就必须有长短的停顿，这实在也是很可厌的。我想最好能够接连的说百十句这样的话语，也不呼吸一口气。可惜我们凡人没有这样的才能，想到这里，举起的手不知不觉的又弯了下来。他质问徐，徐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