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治理方式，可以引用我国宋朝宰相文彦博（一○○六－一○九七）的一句话，以概其余。文宰相告诉宋神宗说：「陆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
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的理论来说，那活了九十二岁的文老头，实在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反动透顶，但他却说出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朝代中，凡是一个英明的皇帝能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他这个朝代，往往是国泰民安，团结无间，一切国政都还能差强人意。试看从西汉文景武昭宣开始，历朝所谓「治世」，也无不如此，乃至满清末年，忽然有点起死回生迹象的「同治中兴」，也是如此的。违此，如果皇帝太专制，或太窝囊，不能或不愿「与士大夫共冶天下」往往就天下大乱了。在上篇结论中，笔者曾试举汉末的「十常侍乱政」，和明末的「魏忠贤乱政」为例，那时就是如此的。真正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都靠边站，朝中阉宦当权，就天下大乱了。
中共人民政权开国七年，虽然六法全无，但是英明的毛主席，当时颇能在传统的「帝王学」上，吸取经验，照本宣科，「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也能搞出七年的「黄金阶段」来。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的二十年，毛公不愿再做传统的「英明之主」了，而要搞半调子的、德式俄式的个人独裁制；来「自清君侧」，并起用了一批「渣滓普罗」（lumpenproletariat），来外行领导内行。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政二十八年中，搞「运动」搞得没止没尽的最后目的，还不是要党内党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专家高知、士大夫全部靠边站，让他老婆率领一群「渣滓普罗」（普罗阶级中的败类），来共治天下。原有的「职业官僚阶层」、士大夫，群起加以抵制，而毛则非扶植四人帮到底不可。水火不容的两派，乃在朝中搞起了拉锯战，毛也被弄得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国政就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了。这也是传统帝国，阉宦当权的现代版也。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做「士大夫」呢？把文彦博所说的文言文的传统名词，翻成现代政治学上的白话文的名词，那就是「职业官僚阶层」，西文里叫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文彦博的意思，就是皇帝不是和人民一起来管理国家的。他是与这种经过特殊职业训练的职业官僚阶层，共治天下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现代涵义吧。在十九世纪中叶，统一了德国的腓特烈大帝，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在现代政治学上则叫做「恩惠专政」（Benevolent Despotism），或「开明专政」（Enlightened Despotism），是极权政制中比较进步的一种体制。可是在文彦博时代（北宋中叶）的中国，所逐渐改良出来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显然还更超越一点呢。大陆上人民政权底最初七年之颇有开国气象的成绩，就是受惠于这个「陛下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果。这也是「传统帝王政制回光返照」底正面遗传吧。
毛泽东死亡，遗孀被捕（下）
「中间体制」和「定型」
老制度的回光返照，只是制度转型（从传统的帝国文官制转向民国的代议制）中的一个「中间体制」（Interim Institution）它不能构成新制度的「定型」。所以它还要继续的「变」。「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继续演变中，可以避免，有时也避免不掉的「走火入魔」的不正常现象。既然走火入魔了，它就被全国人民所拒绝，和被原有的「职业官僚阶层」所强烈抵制。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转型现象了。这个「转型现象」，还是要继续转动的，最后才黑猫白猫的转出个「一国两制」来。两制并行，如果还是行不通，那么就继缵的「变」下去，穷则变，变则通，笔者不学，窃为估计，如果我民族族运昌隆，不生意外，大约再变四十年，我们就可以变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和可行的代议制度来。到那时，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运动，就可以平安「出峡」了。此是后话。江泽民主席最近也曾做过相同时限的估计。但愿我们都会巧合，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林彪事件后中国左右两派对照表
因此长话短说，林彪事变后的中国政坛，由于政治观念不同，政策有异，就出现了一党之中，左右两派在中央决策阶层，拉锯火并的现象。毛泽东主席作为有「最后决定权」（veto power）的最高领导，他底「最高指示」，也是摇摆不定的，虽然他对他自己坚守的极左的原则，是永远坚决不变的。他事实上是四人帮一切权力和夺权活动的总根和原动力，所以在本表中乃把他列「极左派」的「最高领导」。使读者一目了然，谨试列一简明对照表，以助读者对这一复杂历史阶段的了解。简表如下：
中共中央左右两派简明对照表
（一九七一年九月── 一九七六年九月）
（一）极左派：
最局领导：毛泽东主席
实际权力：
1。（口头和书面的「最高指示」，等于立法权；
2。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
3。解放军的调动与指挥权；
4。操纵和指挥公安和情报系统的全权；
5。超级指挥党和政府上下各部门的全权；
主要骨干：四人帮：按政治地位排名：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按权力排名：江、张、王、姚。
主要任务：组织群众运动，抓好革命理论，襄赞中央决策。
极左理论：「阶级斗争为纲，其它都是目」（毛主席语录）。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正面「三七开」）。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极右的反革命集团。
左派群众：
1。原红兵小将，近一千万人，这时正上山下乡，面临遣散；
2。党政系统中的激进分子，和风派，有限人数不详；
3。解放军系统中若干亲左指战员和战士，有限人数不详；
4。衣工会系统，激进工人和民兵（上海区万余武装民兵为主力）。
革命策略：
1。组织群众运动，揪斗反修分子，影响中央决策；
2。组织高级作家、权威教授，撰写学术论文，提高革命理论；
3。说服、招抚、强制、镇压党内右派敌对分子，增强左派势力。
夺权高潮：「十全大会」（一九七三、八），四人全入政治局；王、张两人为常委，张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最高目标：夺取中央领导权，接班主政，继缋革命，实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
（二）务实派：
最高领导：周恩来总理
实际权力：
1。国务总理，全国总管家，主持党政军财文教外交，日常宦际工作；
2。军委和国防部门中，一切日常军政、军令的实际管理权；
3。党政军特财文教外交，各级体制中的崇高威望与人际关系；
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灵活运用。
主要骨干：叶剑英、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朱德、万里、王震等无数元帅级、大将级的，中央地方文武高干。
主要任务：管理日常国政，策划将来发展，应付「最高指示」，抵制四人帮侵权。
政治理论：摒弃极左哲学，结束文革，恢复正常，全面整顿军政偏差，发展四化。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全盘否定，及早结束。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极左的叛党叛国集团。
群众基础：想过正常生活的全国军民、党员和干部，所形成的「沉默多数」。
政治策略：
1。坚守军政各部门，严防四人帮侵权滋扰；
2。巧妙地杯葛毛主席的极左政策；
3。对四人帮一切的计划，威胁和利诱，抵制到底，绝不妥协。
防守高潮：「四届人大」，同绩组阁；邓升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全面整顿」。
最后目标：消灭四人用，摒弃极左路线，于毛后时代，恢复正常发展。
上列「简表」是笔者不学，经过二十余年对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观察，并参考大陆最近才出现的各种史料和囗述访问，来大胆编制的。本表中所谓「右派」，是左右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周恩来一伙是「右派」也。笔者个人认为，不幸做了一个流落海外的史学工作者，已尽其最大的努力，保持客观的立场。深知各界读者，还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笔者如发现更有强力证据的说法，自会从善如流，修改小我的管见，以挖掘历史的真相的。本表就算是个史学草稿吧。
邓小平全垒打，四人帮不自知
在上表所包含约五年（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时光里，不用说，邓小平是个突出的领导人物了。老周要特别保护他，老毛要千方百计的招抚（也可说是收买）他；四人帮要不择手段的杀掉他。老邓这个小矮子，为何如此重要昵？
原来，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迄此时，已五十余年矣。它建党开国的元勋，像朱、毛、周、刘，乃至陈云、叶剑英，下至小黄门汪东兴等人，在党内党外，都是身经百难，磨练出来的铁人。毛主席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这种人际关系岂是一朝一夕之功？蓝苹姑娘，只是在共产党大势已定之后，才一朝选在君王侧的美人贵妃，窜升为皇后。她没有吕后、武后、西后那种深厚的历史背景；而十年文革期间，她恃宠骄纵，揽位夺权，为党内党外所侧目，早已变成过街老鼠。人民中国如果也发生一次「安史之乱」，没个「六军不发」才怪呢？关于这一情势，嘴大心粗的江婆娘，没此见识，而毛公则洞若观火也。
再者，四人帮这一伙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主观条件呢？这窝小党棍，纵使夺权到手，又能干些什么呢？统军？主政（让张春桥代周为总理，他干不了也）？办党？理财？办外交？办教育？搞文化？……这四位宝贝，一无所长，一样也干不了也。他们自己虽然眼大于腹，无自知之明，而毛公也深知之也。
所以在毛氏的心目中，他如不传妻，他一死便人亡政息，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都会随风而逝。并且有斯大林之前例在，他的遗体说不定还要遭政敌鞭尸一番呢。但是他也知道，要传妻，那就非有元勋故旧，文武重臣萧何、曹参、周勃等保驾不可。毛公是「太史公书」最忠宦的读者，对于这一情况，全党之内没一个比他老人家更清楚也。但要找个对「吕后、武后、西后」的保驾之臣，谈何容易？
他知道他如先周而死，那个老狐狸周葛亮──「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周恩来（据国内盛传，这是周死后，毛对周的评语），断不会去保江青之驾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两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周是他底「革命伙伴」、「企业股东」、「百年老店的副总经理」、「老同志、老干部的头头」。毛对周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更不能颐指气使。同纵有意对娘娘保驾，周的伙伴和部下，像邓颖超、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如果反对，他也不会降志辱身的。总之，周不是一个人，他也是个帮主和党魁，情况至为复杂。
邓小平就不同了，在毛的眼光中，小平只是个「伙计」，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加以邓也是个直来直去之人，心际单纯，不像周公老狐狸，高深莫测。小平如答应保驾，他会保驾到底的，不会囗是心非。加以他起小平于死囚之中，位之宰辅。他对小平有再生之德、知遇之恩，小平如知恩感德，应不负所望也。再者，小平是个全垒打之才，文武一把抓的本领，也不在周公之下。他这点早为毛所赏识，并曾为赫鲁晓夫密言之。今次不次之迁，邓小平如感恩图报，接受托孤，与四人帮合作，扶持阿斗做个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人民共和国就前途似锦了。毛公百年后，无鞭尸之危，方可瞑目而死矣。
至于周恩来，毛对他早就不怀好意了。但是邓是周手下第一号大将，邓如接受招抚，同也就为患不大了。不幸的是，小平在十大之后，遵循毛主席公开交代的「全面整顿」的指示，对党政军财、文教、外交各部门中，有失常规的现象，就大刀阔斧的「整顿」起来了。整得全国朝野，彩声一片，但是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底短处。直来直去的个性，使邓某在整党时，也严肃的批评了四人帮的「派性」；四人反唇相稽，说他所搞的是比「修正主义」更为反革命的「经验主义」；是「水浒传」里面的宋江，面对资本主义的「投降派」。这一来，中央政治局里面，就每会必吵了。此时毛公病重，已目不能视，囗不能言，耳不能听，南下长沙养病，平时也不能够参加中央会议，先是由王海容、唐闻生两姑娘为之传语；后又代之以侄儿毛远新，他们各有所偏，问题复杂，邓、江窝里斗，就雪上加霜了。（详见下节）
邓小平的「四届人大」
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革命原不是请客，毛主席初未因两派不和而气羸也。一九七五年一月，党中央为调整政府机构与人事安排，召集了「四届人大」。毛主席站稳了他自己的脚跟，掌握了他自己的原则，再次利用「四届人大」的机会，试图促成两派团结合作。毛主席不特严拒了张春桥组阁的要求，还指定出周恩来续任总理，安抚邓小平，乃把他再次升迁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总参谋长」，可说是党政军一把抓，位极人臣了。所以我们对文革末期的三次大会，大致可以说：一九六九年的「九大」是林彪之曾；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是四人帮之会；一九七五年的「四届人大」，则是邓小平之会了。
为着安抚四人帮，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