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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湘潭干校同学，如前已述，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因为那是初中毕业的年少之时，大家远离家乡，加上学校工作做得好，我们之间友谊忒深。文革的风雨，大家听到了关于我的各种传闻，有的把我描绘成魔鬼和狂徒，当然也有充满离奇而美好的编造，后来我见一些同学，他们说，无论传闻怎么说，我们对你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变。
80年代中期，我在湘潭干校的两个最好的同学——龙湘乾和彭淑华——各有一个访朋问友的故事。我和龙湘乾、彭淑华在文革前、文革中，一直有书信来往。龙对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此举，曾经写信给我，表达他的信任和热忱，而我对此却在字里行间，婉言地叙述了对形势的隐忧。这以后，我受到了清查，不全、不真、不实的信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和在湘谭的同学黄金元、刘建中、童河钦等人，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于是，他们对我惦念不已。在这种情况下，龙湘乾借工厂一名营销员来哈出差之机，千叮咛、万嘱咐，请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找到我，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完成了向我询问详情的使命。
彭淑华为了联系上我，打听到我的信息之后，则别出心裁，于90年代第一个新年之际，向我试寄贺年片，传达她对我的记念，从而使中断多年的联系，通过一张小小的贺年片，把我们姐弟之间的友谊之桥，又高高地耸立起来。
这一访一信，显示了老同学对我的理解、信任和牵挂之情，助燃我心中同学情感的火焰。1997年9月到北京开会，1999年5月回长省亲，我特意会见了这两位阔别多年的同学。再一次向他们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心志。
彭淑华说：“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的本质。不论人们怎么评论你，我对你的基本看法是不会变的。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周总理相信，我相信。”
龙湘乾则说：“我相信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的基本为人，我是深信不移的。”
这些铿锵的语言，永远震撼我的心灵，永远激励我努力奋斗。
在我到电大以后，给予我莫大支持的，有三位校外朋友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他们是张希玉、陆介雄和张丽娟。
张希玉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转业军人出身。身高一米八以上，彪梧魁伟，秃头，面色略呈黑红，浓眉大眼，大落腮胡子，不修边幅，性情豪爽，而好激动，语出连珠，言谈间前仰后合，说到关键处，常常挥舞拳手，酹一酹腮巴胡子，挺立起来，如果手持长柄戒刀，真是不假的鲁智深再世。但是，他酷爱读书，才思敏捷，勤于写作，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多产科普作家，享有“四条汉子”之一的美誉。他一身正气，常持主见，不阿权势，工作勤奋，又肯动脑，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有魄力的好编辑。我的《实用美学经济学》，送到他的手，他啧啧称奇，连连击掌叫好，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它的出版竭尽全力。当有人拿出我的经历吓唬他时，他说：“他不没有被取消出版权吗？这是一本好书，观点、体系一新，我看，对于他个人来说，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对于社会来说，他提出了新见解，提出了一个新学科。你看吧，本书出版之后很快能获得社会公认，会得奖的。”
他有胆有识，果有先见之明。《实用美学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于1988年在黑龙江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三等奖。根据本书基本观点，我写的论文《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一文，《新华文摘》1992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1992年第三期全文转载，1994年获黑龙江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基础上，我写的论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全文转载，以后由《神州之魂》（一）、《新时期社会科学荟萃》等多家出版社全文辑录。有力地证明了张希玉的见识。
回忆张希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同我个别交谈的几次言论再一次跳跃起来，在我的耳边鸣响：“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尊重人、尊重人才就好了。因人废言、因人废书，这样的情况不能再下去了。”
“有人批别人‘左’，反别人‘左’，其实他比别人更‘左’。”
“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说‘三种人’不能出书，他也没法这样说。所以，我跟他们这么讲，他们也就阻挡不了。”
他多次鼓励我潜心搞学问，“农业损失副业补！”
陆介雄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上海人。毕业分配到尚志县，1980年后调至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从事经济法教学。同张希玉比，陆介雄是个书生。平时不大多言，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感。但到急要处，唇舌如刀，锋指要害，便显出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基质和能力。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先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笔杆子硬，从部队到地方，差不多一直搞文字工作，从事宣传或文艺创作。这使他政策观念强，说什么、做什么，强调符合党和国家的规范，有板有眼。陆介雄为人忠实厚道，治学严谨，操笔不辍。我同他合作编书有三本：一是《经济法400案例析》；二是《案例经济法学》；三是《工业产权法》。我们之间认识是马风杰这座桥梁，所以我们互相了解，彼此接受，在经济法学教学中，联手编书，经常研讨教学问题。我俩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也很开心。我俩的共同之处是认真、求实。我在主编或同他合作编书的过程中，有时遇到个别人迁就困难、不愿进一步下力量，甚至对付时，他总是站在我这一边，坚持精益求精。他对于我的境遇，深表理解。我们俩对于经济法学问题开展推心置腹地讨论，共同探讨新的见解或新问题。我们不愿意墨守成规，因而，我们俩写的东西不落俗套，总有新意。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治学的经验。
张丽娟是位女士，比我小十七岁。原来在哈尔滨市税务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0年代电大热，税校也办起了经济类电大班，她担任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1985年从我组织全省电大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开始，我们一直紧密合作。这位女士，个头一米七左右，身材修长，长得并不漂亮，但显得有气质，给人一种秀美感。同时，在言谈中多次表达了她的傲世之心，能被她看得起的人并没有几位。那是1985年的夏月，在第一次教学研讨会上，她穿着一件白短袖外衣，留着短发，发言分寸感特别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位女士不凡。我们第一次合作是编写《经济法400案例析》，我为主编，并撰写第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五章，她负责二、三章。因为一、二、三章联系特别紧密，加上当时我们两家住得也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研讨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我在同她接触中，隐隐地感到她对我有一种敬重感、亲切感，这使我感到温馨。以后，因为教学、评卷，我们经常联系，彼此之间觉得每一次联系都很珍贵；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感；一段时间不见面如有所失，特别牵挂。她调到哈尔滨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所任副所长以后，我们经常约在一起谈论社会、改革、人生、人伦、生活、爱情，甚至天文、地理、历史、考古，以及读书、戏剧、文学、诗词，等等，见什么谈什么，想什么谈什么，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她向我倾吐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和不快，我对她讲起我的烦闷和感慨。对于她的倾诉，我析之以理，她觉得耳顺了，心安了；对于我的烦闷和感慨，她引古说今予以疏导，我感到茅塞顿开，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感。80年代末以后，大概有一、两年，我有意疏远这种关系。我觉得，我不应该同她这样密切。以我们中国国情，这会引起非议的。我想，我和玉梅少年夫妻，患难与共，岁月渐侵，感情益笃，她为我历尽艰难困苦，承担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吓和风险，我不能辜负她对我的爱和情，我还有心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能给他们带来不快。张丽娟夫妇年轻，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宝贝女儿长得出挑地可爱，我不能给他们一家的生活渗进阴影，伤害这个和睦的家庭。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张丽娟家购买了电脑。并不知道我心思的张丽娟提出，为了练习打字，建议把我写的诗词给她练习打字。我正想把自己的诗词整理一下。本来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占了上风，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诗词全部交给了她。
我写的诗词，共分十个部分，即：即兴、抒怀、咏时、纪游、骚言、愤俗、杂感、赠友、教子、自勉，除了我的两个孩子断断续续看过以外，还没有给外人看过。我说：“这可是我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你了。”我原想，她对于我的咏时、骚言、愤俗不一定接受得了。然而，她用她的全部心血，给我打这份诗稿。据她说，我的诗词深深地吸引了她，打字过程中，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进入深沉地遐想而不能自己。因此，我的这份诗稿，她足足花了一年的功夫才打完。一次聚会，从我的经历再次谈到这份诗稿时，她认定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该受这般苦难而为我伤心地恸哭，她一字一声地啜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身世感动了这位颇不一般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疏远的感情，反而升了温；想要割舍的联系，心却贴得更紧。就是这一次，我们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我觉得，在我遭贬之际、逆境之时，有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女士对我如此理解、爱重，是我不幸中的大幸，胸中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暖流，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我要告诉读者、玉梅和其他亲友，我们并没有任感情的游船驶出道德、人伦的水域。我们认为男女的爱情是最崇高的，我们相互之爱不能伤害各自家庭的幸福。我们自知我们生活的国度、社会道德和伦理以及各自的社会责任，同时，历史进展是遵循时间递进规律的，这种时间进展差距使我们丧失了结合的可能。因此，我们只有把对对方的爱藏在心里，以此来激励自己进取，做一番事业。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我的两个孩子有什么事直接找他们帮忙。玉梅和她互称姐妹，相处的十分融洽和谐，并无嫌猜。
1998年5月，张丽娟随团去德国考察学习，从柏林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这里我撷取其中意蕴深长的两段：
这是一座古堡式的花园建筑，四周被茂密的森林围住，一面依水，建筑物周围是草坪和花坛，五月的Tegleh湖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住的房间正好面对开阔的花园草坪，临窗望远，200多米处就是湖面。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站在伸向水中的栈桥上，看着来去的五彩的帆船划过，林中传唱着鸟鸣，风中飘香，一簇簇的开得灿烂的郁金香和矢车菊，偶尔船上会传来人们友好的问候，也有男人莫名的微笑，让你懂得世界上人的心是相通的，总之，不分民族，男人与女人的心也是相通的，更不需要语言，因为微笑是最美的语言，人人都懂。
……
今天是星期日，安排我们去波茨坦城参观。看到了波茨坦会议的旧址和文物，虽然在异域看历史，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的范畴，它更多的是人类的文明走过的痕迹，过去那个残忍的民族，会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又为其他民族创造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制度，创造了一个美的生活模式或供人们以欣赏和仿效，这大概就是文明的力量，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吧！所以，我们应当对人类抱有信心的，自然的美，无非是阳光、山冈、湖泊、绿树和鲜花，一个具体的生命过程中谁又能看过国际的沧桑变迁呢。山还是万万年前的山，水依然是那个水，正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迎风。本正美的是人本身，是人的不断变化的丰富的思想情感，是人对自然的不断的认识和对自身的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创造，是人对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世界最美的是人不是物，而在全部美的人类情感中最美的还是人类的爱。在认识人类的同时认识我们自己。
它当时激起我的心跳，就像现在令我不能平静一样。这教我怎能忘怀啊！
将要结束本章的时候，我还想叙述一下在批林批孔中曾经同我在一起的几位朋友对我的友情。在批林批孔中，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张文达、省委宣传部的张文鸣、栾锋，同我观点一致，我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清查中，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那种形式的审查。其中，张文鸣的审查最重。
事情是这样的，在牛、聂等人被审查不久，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张文鸣主动向省委写信，称自己和范正美在批林批孔中一起干，也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来以为范正美是对的，其实他同牛、聂等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于是主动交代同范活动的情况。在清查的当时，他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当时一些人的心理。他不明白，他自己是在批林批孔之后由省委宣传部调到卫生厅当副厅长的，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烦琐哲学，是本人无论如何交代不清的，因为这时人们的思维都是反常的，不相信他交代的是真、是实、是这么简单。因为只要出来一人提出，“还不止吧”，便没有人敢于冒死出来干涉。所以，就在他这封信发出不久，我就被送进了牛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我的审查是全面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他的这封信只不过起了导火索的作用。他不但没有自己洗清自己，却因此也接受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查，直到1981年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