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的完善，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解决了看病就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的城乡医疗制度，是发达国家的典范。
党校教育改革、“五七干校”与干部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对党校教育进行改革，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建“五七干校”，被誉为干部教育的创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历来提倡干部读书，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反对滋长官僚主义，党校很多地方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实际。所以，在文革中，“五七干校”改变了这种做法，在干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了偏差，但作为一种干部教育的形式，它是实现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有许多有益的积极的因素，应予以扬弃，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此外，在文革中还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引导他们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废除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和一切特权，引导大家同工农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知识分子再教育和“上山下乡”毛泽东根据自身体验，认定知识分子学了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兵学习。早在建国初，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1955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组织下，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了像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大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榜样。正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这种行动，为农村、边疆的建设发展和文化知识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在农村、农场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通过实践磨砺，培养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乐观、特别奋进的精神，锻造了一种风骨，以后他们在学术、技术、政治、专门业务方面干出了惊人的成绩，涌现了一批精英，为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各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式，为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而用别的方法未能奏效所采取的方法。它不是极端民主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有着鲜明的群众运动的特点：明确的目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统一的指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的部署——《“五·一六”通知》；统一的政策——《十六条》。“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之所以开展起来，还因为它在当时同时具备这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确认世界已经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警示中国人民，对此，必须高度提高警惕；二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社会主义就会走历史的回头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三是在中国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并在前述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新的并富有说服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人们从历史与现实中体验到，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试图通过“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反修防修。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对于今后对付中央领导集团的蜕变、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出现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应该把它写进宪法。诚然，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无政府主义，这固然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关，但也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难道能要求他们一上路就要正步走吗？历史上有过不犯错误的人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旨在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蜕变，带有明显的探索的性质和特点，这主要是运动的方式和建立的目标机制是逐步摸索前进的，凭着他的睿智和出色的群众运动领导艺术，依靠群众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和创新。毛泽东在整个运动中所提出来的理论创新和经验总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科学体系，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苏联、东欧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革命史告诉我们，以往的革命，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只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封建制，资产阶级用刀枪杀出一条生路，又经过一系列的换脑、洗脑的思想文化革命，掀起无数次批判各种封建意识形态的狂飙，封建顽固派在各个领域负隅顽抗，形成血与火的角力，资产阶级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多次粉碎封建主义的残酷反扑，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才将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通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保护而在世界确立起来。大量的史料有目共睹，正是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而在世界不少地方保留着中世纪的残余，这就是各种王朝至今仍然存在的缘由。社会主义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深刻得多，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而最重要的是，从本来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却偏偏发生在需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穷棒子国家，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血亲关系、对工农大众害怕而患有软骨症，革命领导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肩上，加上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容忍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建立，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也不能背叛工农去发展资本主义，让他们重新沦为被压迫者，于是他们就将民族民主革命引伸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谓前一个革命为后一个革命准备了政治前提（无产阶级掌权），只有后一个革命才能巩固前一个革命成果，这就使这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例如中国，采取一个以发展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因为资产阶级拼命扩张并借一切机会排斥、毒害人民，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工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受到威胁。所以，共产党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期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人们受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极其肤浅的，往往是雨过地皮干，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并广泛掌握群众的传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思想观念相比，也可以说是趋于零，同时，在党和政府中真正懂得并理解社会主义的干部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力完成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成为共产党人思考继续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要挖掉资产阶级产生的根子，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多次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解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因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提速、加剧。在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公开叫嚷“和平演变”，妄图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动摇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在国内，汪洋大海的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大众，虽然进入合作化，但他们仍然习惯按小私有的习惯进行思维，是资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异常尖锐。
必须如实地承认两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例如，教育方面，课程内容陈旧，教育方法还是老一套，关门办学校，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学生毕业后适应能力不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差。文艺部门特别是戏剧方面，人们习惯于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古人，工农兵和革命题材的东西仍然被排斥在外。卫生事业也限于城市发展，农村严重的缺医少药。机关衙门作风严重、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如此等等。
二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服务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要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必须改造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领导干部在领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有个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问题。因此同社会主义顶牛的现象到处发生，而一部分老干部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及其进程不当动力、当阻力，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应该特别指出，老干部南征北战，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解放后在各条战线上占据着领导岗位成了掌权人。他们在建国初期阶段，革命热情高涨，学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两个“务必”还比较自觉；他们一方面与国民党残余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持革命律己精神；他们一边学习经济工作，一边完成政府工作的紧迫任务，还保持着延安时期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影响并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被老百姓誉为党的好干部。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改变，随着职务提高，搬进大楼，吃、住、行都优越得很，日久天长，渐渐与群众疏远、与无产阶级革命疏远了。有些人甚至以功臣自居，私心膨胀，官位刺激，与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开始抵触、对立起来；还有一些人干脆不想革命、不思进取了，或者说告别了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触动个人利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开始反抗、甚至不满，而且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老干部的招牌进行反抗，散播不满，欣赏资产阶级那一套，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自觉。
这就是革命历史的见证、逻辑分析和客观现实，正是这样的社会原因，所以，文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毛泽东逝世，中央领导集团巨变，当有人端出文革的消极面，在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便一窝蜂地获得人们广泛地响应。它从反面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是多么英明，是多么的远见卓识。它告诫世人，共产党人不能限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停顿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一般地说，在共产党内，承认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3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针对赫鲁晓夫上台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