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例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乱崇拜毛泽东思想；在自习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法的；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外国西方的东西许多就是比我们强等；
2、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例如系总支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党务工作者不要指挥教学；反对学校办农场、办工厂；鼓吹智育第一，推行凯洛夫教育路线；分数第一，不讲阶级路线，压制工农学生，排斥工农子女；反对树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3、重才轻德，任人惟亲，混淆阶级阵线，包庇、重用坏人；排挤诬蔑工农干部；
4、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不尊重教师，体罚学生；
……
如此等等。大都是这位系领导平时报告、讲话中的摘录，或者发表的论著、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或者个别谈话，而加以整理上纲，或几百字，或洋洋数千言，白纸黑字，写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栗劲喜欢睡午觉，平时系里开会往往要在他睡完午觉之后才能开始；平时好讲养生之道，注意营养，要吃得好一点之类。所谓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是，栗劲平时动辄训人，得理不让人，对师生耍威风，批评人言词激烈、尖刻。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都是严重问题，上纲上线地穿起来加以批判分析，令看大字报者感到震惊，叫被揭批者为之汗颜。我在走廊上见到过栗劲看大字报的情景。他神情沮丧，脸色铁青，不敢正视人，从前那股傲慢的表情不见了。在文革中期一次谈心会上，栗劲谈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对群众必须毕恭毕敬。我要是不那么傲慢地对待政治系师生，讲那些带有挑战性的话，也就不会激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和义愤。真是顶风上。这一课上得好。”我不敢说，这一定是栗劲痛定思痛，吐出来的肺俯之言。但是，他确实因此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未免不真。
政治系的揭批大字报越来越多，后来对系党总支副书记、常杰民妻子宋百云又发起了猛攻。
政治系的战斗力，教师中，主要是年轻教师，在学生中主要是我们四年二班和三年二班以及二年级的复员兵班。火力集中，攻势猛烈。
我们班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与全系师生相配合，大有炸平政治系党总支的气势。当时，我，班长魏醒学（非党积极分子），团支书杨屹（非党积极分子），宣委石磊（中共党员），学委晋长厚（非党积极分子）等几乎所有班干，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班被认为最有战斗力，令人刮目。当时，政治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胡云飞（中共党员、教共运史、中国人大法学研究生毕业）、任万新（中共党员、教中共党史）、李阁卿（中共党员、教哲学）、陈延政（新毕业的当时教员）等老师，本来就很熟悉，这时因为运动的观点一致，就更加联系密切。此外，我还与二年级的杨桂宾（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学生总会副主席）、贾作富（班干）、郝忠（学生分会生活委员），三年级的董学章（非党积极分子、班干）、王恩华（班干）等，一起讨论文革问题，特别是我和魏醒学、杨桂宾，天天只要有时间，便聚在一起纵论运动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哈师院是一所与黑大并肩的全省最大的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省里很重视，曾经派省委党校书记苏醒、党史教研室主任洪景智来哈师院调查。他们支持政治系师生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洪景智高度评价了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全系师生的猛烈攻击下，系总支招架不了，领导运动很不得力，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很有一套的栗劲，这时自己也感到问题很多，振不起精神，手足无措，不能领导，再也无力工作了。于是，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总支的大字报呼之而出，贴满了政治系二楼。学校党委赶紧派人到系里找人座谈问策。在一次学生干部和部分教师座谈会上，我联合杨桂宾向院党委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建议由学校派出革命干部，系里由群众推出信得过的部分干部和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工作组，领导政治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学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一共由九人组成，教师代表是王世儒、李阁卿、张大勋、牛德林，学生代表是我和杨桂宾，学院派出宣传部长穆国兴，干部代表曹晰哲、贾兰芬。由穆国兴任组长、临时总支书记，王世儒任副组长、总支副书记，任万新为秘书。
这是哈师院文革中最早的夺权斗争。
政治系工作组成立以后，政治系的文化革命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政治系的师生在继续揭批系里问题的同时，把主要炮火对准了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杜若牧。政治系师生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人，抛出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八大教授和一些中层干部是舍车马、保将帅，转移运动大方向。政治系教师联名，写出了三张有名的影响当时哈师院文革发展的大字报。一张是应该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主攻院党委；一张是“敦促保皇派”，提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没有把矛头指向杜若牧，为杜若牧小骂大帮忙；一张是《致中层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层干部起来是把师院文革进行到底的关键，希望中层干部起来闹革命。在中层干部中，耿富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而今迈步从头越》，揭发学院党委主要是杜若牧的问题。7月2日，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作为政治系工作组的一名成员，使我有机会“深入班级”，经常到系里各个班级做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院系的工作。
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不但动员本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揭发院系的问题，而且四处活动，动员外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运动。1966年7月14日，院保卫科给党委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称“政治系工作组左右我院文化大革命”，报告一共概括了以下几条：一是策划改组各种组织，使之成为其急先锋；二是到处串联，要打倒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三是以其积极分子到各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在师院各系中，文科系除政治系打头阵以外，还有中文、艺术、历史等系，也是如火如荼。艺术系师生去艺术系总支办公室找领导辩论，领导闭门不出，义愤的师生说，只有国民党才害怕群众，把群众拒之门外，这与国民党的大门有何区别，像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大门，不如把它封起来。这件事，被艺术系领导，炒得沸沸扬扬。声言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中文系、历史系也都发生了与领导对恃的情况。理科各系的形势稍差一些，但个别学生，与领导的对抗也是剑拔弩张。学校当局认为，学生翻天了。
在这个期间，整个师院各个教学大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以礼堂门前的大字报最大最长，也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我当时，除了在系里到各班级做串联发动工作以外，还和我们班级组织一些同学专门抄写有关学院领导的大字报，然后由我和晋长厚、魏醒学等几个人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带有汇总整理的大字报，更有一种特殊的功力和效用。此外，我们还写些评论，也具有煽动、导向的特点。
哈师院当时有九个系、三个直属共同课教研室，即中文、政教、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体育、外语、教育三个共同课教研室。这些单位都先后起来用大字报揭发学院党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上述几大方面。其中，《一分钱书记》最使学院领导人恼火。它揭发说：保姆一次买报纸回来对帐，书记问她，少了一分钱不对数（后来查无此事）。这就使学校领导人很被动。哈师院，在当时是省里的重点大学，杜若牧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资深老干部。到了7月初，要求省委撤他的职、罢他的官，呼声强烈，使学院党委开不起来会，或者勉强开起会来，内部也有起义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到处是揭批党委的大字报，到处是声讨党委领导的人们。
哈师院是这样，全国各高校也是这样。应该说，哈师院以及哈尔滨的情况要比北京的情况好得多。在北京，清华、北大等大专学校以及一些中学，不但大字报炮火连天，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这个时候的哈尔滨，虽然各高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还只是口诛笔伐，很少见有开会面对面的揭批。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慌了手脚，认为这样乱下去，就要出轨了。于是，他们在毛泽东不在北京并在不通过毛泽东会商的情况下，急忙批准北京市委的报告，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仿效57年的做法，把那些在文革中积极给党委领导揭发问题的人，说成“混水摸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一时间，北京各高校抓反革命打右派成风。在北京学校里，揭批党委的大字报被揭批“反革命”、“右派”的大字报所覆盖，揭批黑帮的批斗会被揭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右派”的批斗会所代替。高校党委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又恢复了“领导”，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当然，也有像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服打击，进行了长期的绝食斗争，以至于后来扬名天下。
过了半个月，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各省省委包括黑龙江省委在内，也向本省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撒开大网扑向各高校。
1966年7月16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院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李群主持，陶源作报告。陶源先抽象地高度肯定哈师院前段文革成绩，然后话峰一转：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陶源的报告处心积虑，字斟句酌，煞有介事，含沙射影，词锋凌厉，咄咄逼人，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字字句句闪着剑与火，变成激烈的排炮，射向前一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人们屏住呼吸，整个会场只听见喇叭筒发出的陶源讲话声，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听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大会一结束，广大师生就十分震惊地发现，礼堂大门口，悬挂着从房顶到地面的大幅大字报，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牛德林是个漏网大右派！旁边配以牛德林的牛头蛇身巨幅漫画。殊不知，这是在头一两天，党委找了各系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草拟好大字报，并经党委通过，于头天晚上，挑灯夜战赶写出来的。造画者是牛德林教的生物系学生，有绘画天才，在学院颇有点名气，他根据党委授意，花了一个不眠之夜作成。牛德林长脸型，隆耸的鼻梁，因为患有鼻窦炎，常流鼻涕。画面抓住这几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大，极尽丑化，跃然纸上，面目令人可恶可憎，加强了攻击牛德林的力度。这一系列策划和安排，宏大磅礴，颇费心计，大有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高位，企图造成倾盆大雨之势，把这一个半月以来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我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这种恐怖感，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白色恐怖”。
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灸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57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50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