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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总结一些老同志，包括邓小平等对文革不满的状况做出根源性分析，他尖锐指出：“为什么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向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看来，革命夺取了政权，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到此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又很欣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一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活动，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官员追求享受，出现贪污腐化，舞台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洋人、死人，农民缺医少药，教育上过去的、外国的内容，等等，都是正常的；后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他们的议论敌不过毛泽东的系统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搞社会主义，也拥护党的决议，甚至也高举双手赞成，跟了过来，但他们思想深处没有根本转变，所以总感到毛泽东“左”，文化大革命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便感到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感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这是翻天了。正是所谓道不同，谋不同也！也就是今天所谓脚位和视角不同，价值观不同，情感不同。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可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三类：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受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蜕变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停止下来的、阻止社会主义历史车论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邓小平以至于各省许多领导干部，只要检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就可以再次结合他们，甚至让他们官复原职。其道理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不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多次给邓小平以机会，其原因也出于此。
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是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打招呼文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就是一位总设计师和导师，其内容已如前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鲜明的几个特点：其一、毛泽东总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泽东从他的人民决定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认定必须唤起民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并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进行反修防修。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群众发动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毛泽东总是灌输一种忧患意识。毛泽东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个性，使他充满革命自信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毛泽东懂得历史辩证法，也相信历史辩证法。他从事物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反面。因为革命后来人，起来否定革命前人，实在是大有其人其事。毛泽东总是提醒人民，不要说最后的胜利，因为谁胜谁负，正在角力之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其三、毛泽东总是把社会主义教育同苏联变修、社会上存在的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中国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相联系。自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之后，毛泽东多次联系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了，变成了反对列宁，赫鲁晓夫曾经狂热拥护斯大林，变成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要采取措施，但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有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建设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柴、买油、买菜。所以，这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其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又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毛泽东不但通过文革，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招呼，而且通过文革，对中央领导集团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打招呼，从现在披露的文件、资料看，从1959年以来，毛泽东几乎逢会就讲社会主义革命、讲反修防修的道理，颇费心计，苦口婆心，深入浅出，反复叮咛。毛泽东在文革前、文革中将所有的要求、措施、方针、政策，都公之于众，没有事先不打招呼的事情。
林彪事变以后，毛泽东还亲自到下面做打招呼的工作。后来他总结这个经验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文件、资料还证明，毛泽东并不是想通过文革打倒刘、邓，也不想打倒下面的干部，而是想通过文革，发动群众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君不见，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上，所传达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只要不昧良心，就会感到谈话开诚见胆，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表达了这位老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可以品悟到毛、邓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上的鸿沟是多么深阔。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坚持历史的辩证法，笃信科学社会主义，充满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念，要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固守白猫黑猫论，笃信无所谓姓资姓社，只要经济发展，讲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鸿沟至深至阔，毛对邓这样的对话等于对牛弹琴。不过，这些白纸黑字，都留在世上，我相信他们同它们都将成为探讨共运的宝贵资料，后人自有公论。
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使文化大革命越出中国国界，而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革的影响下，美国、日本出现了左翼运动，特别是日本出现了一批年轻左派人物，他们活跃在社会，对推动日本的反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受和平共存政策的宣传，加上美国以“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思想混乱，一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在毛泽东批评苏修、展开中苏论战之后，各国的左派开始脱党，组建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又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确立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至今活跃在全世界的革命的左翼政党大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随同主子宣布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在扩大之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组建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成为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尼泊尔的毛派革命运动在当地也很活跃。正如日本左派所指出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一样。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他们还说：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发言震动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朋友和革命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乘势而巧妙地推动“乒乓外交”，使日本、美国、英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初期相继与我国建交，从而开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我国外交一片凯歌声中，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对港、澳、台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我们拥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嘹亮的乐声响彻太空。中国人民，第一次骄傲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兴起的恐慌，毛泽东派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产物，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做出了伟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智慧，但是，却毁于他自己确立的接班人手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细心地梳理这些教训，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意义很大。
首先，毛泽东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反修防修机制及其途径和方法并不明确，文革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道路和实现的目标框架是模糊的，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试验性，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大了运动的阻力和风险。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的两个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思路是明晰的，但是，究竟应该建立和完善何种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并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是模糊的。置言之，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二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使人民和地方政府有权力援引法律去抵制修正主义，促使修正主义下台；三是执政党内的反修防修与国家机器的反修防修之间如何链接，不见有什么说法或探讨。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央搞反共的右派政变，一旦搞了政变，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人民和地方政府如何抵制，用什么抵制。这就给人们似乎留下这样的想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解决以后就行了。这显然在逻辑和现实上是讲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机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