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就是圣·尼古拉大教堂（喇嘛台）一处。这件事，我询问了目击者几十人，省新闻图片社摄影记者宋挥如是说：
1966年8月23日上午，当时我和我们新闻图片社的万继跃随同阿尔巴尼亚排球队来哈访问比赛采访，我省由孙西岐副省长陪同。连比三场都输给了我们。我们便组织工联队，他们终于赢了我们一场。比赛在南岗灯光球场（与尼古拉大教堂东北隔街相望）结束后，十一点种左右，我们在国际旅行社二楼窗台望去，只见喇嘛台（即圣·尼古拉大教堂）人山人海，有二男一女还爬上了塔顶，在那里呼喊口号，慷慨演讲，喇嘛台四周悬挂着许多长条标语，大意是捣毁帝国主义侵华标志、捣毁封资修的黑窝之类。参加捣毁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还有许多工人。具体是哪里的学生、工人，不清楚。每个人戴着袖标。阿尔巴尼亚客人兴致很浓，团长就下楼观看。当时学生们向他围来，问他是否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团长表示支持，并发表了现在看来得体、当时风光的谈话。于是，我走近了喇嘛台，并拿着相机拍照。这时，上来一名大高个，后来我打听他是哈工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李×华，担心我是特务，要枪我的相机。因为，前不久，有一名丹麦客人，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他的胶卷全部曝光，并将他撵了出去。我亮出记者证，告诉他，我是随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份珍贵历史资料，应该留下来，好纪念这次革命行动。李便答应我拍照。并且，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礼遇：前面四人，后面四人，领着我进入喇嘛台。我进到里面，学生们正忙着在里面砸东西，烧毁经卷什么的。里面烟气、尘土呛人，令人窒息。我的镜头便对准他们。我上上下下，用“路来”相机一共拍了两卷（每卷12张，6×6）。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先后借给李×华，还有体育学院一位戴眼镜的小陈看过。我从里面出来，听说上塔顶的三个人下不来，由孙西歧告诉公安局长，派消防梯将他们接下来。……经过一天的劳顿，到晚上12点，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塔坍塌下来。外面的情况是万继跃拍的，直到清场。整个拆毁由苏广铭（哈车辆厂工人、全国劳模）担任总指挥，听说还有一些劳模也参加了。
哈尔滨铁路职工董吉祥如是说：
那一天，我也去看了，那时我还小，刚上初中。人们吵吵：“拆喇嘛台啦！”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八九点钟左右，事先还有个仪式，由主持人宣布，请苏广铭讲话，然后呼口号，才开始拆。我的印象工人不少。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怕砸了人，还用绳子围着，有很多人维持秩序。不能随便出入。
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一种殖民文化产物。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作为俄国国教的东正教渐进深入哈尔滨。1898年7月铁路所属第一座东正教堂在香坊简易建成，此后到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陆续建造了近30座东正教堂。民间称为喇嘛台的这座圣·尼古拉教堂亦称中央寺院，堪称木构教堂的精品。它位于南岗中心广场（今博物馆广场）的正中央。设计方案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完成，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修建，并以沙皇的名字命名，故名“圣·尼古拉”教堂，于1899年10月13日举行奠基仪式。1900年春动工，7月间义和团围攻哈尔滨，工程暂停。至1900年12月竣工，历时1年。教堂成为南岗区乃至全城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鉴于教堂处于广场中央，设计者充分考虑来自不同方向人流的视觉效果，采用近似于希腊十字的八角形布局，平面安排简洁合理，井干式木结构，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俗色彩，以整齐的园木水平叠砌成为墙体，主入口处有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蓬。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剔，覆盖陡峭的四坡顶，正中穿插坡度销缓的双坡屋顶，下悬一口大钟，两侧各悬几口小钟。建筑正中耸起向内收缩的八面体鼓座，南北两侧次要入口上方穿插以双坡屋顶，山花板饰以精致的雕刻。八面体鼓座之上为一段略带放开的过渡结构。在此之上耸立高高的帐蓬顶。在帐蓬顶基部呈十字形穿插似火焰心形尖拱，与主入口上方的尖拱相呼应，在帐蓬顶的端部又接一个小“洋葱头”顶，使屋顶的形态更加丰满，同时也起到了统一和协调的作用，整个建筑造型给人一种完美匀称的美感。
对于这样一件充满复杂文化内涵的艺术建筑物，在解放前，宗教界和一些文人、要人不乏质疑，认为它处在哈尔滨中腰，压住了哈尔滨的“龙脉”，表示过强烈的义愤，这方面的资料有建极乐寺之议可查。对于这次捣毁，不能得出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当然不应该捣毁它，因为它是一种文化遗产、艺术珍品，留着它当活教材可以警示和教育人民，让人民不忘这艺术珍品的背后是哈尔滨最黑暗、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它既然属于殖民文化，一旦被群众拆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也因此教育了人民，使人们认识革命与保护文物是一致的。难道1978年以来我们破坏文物的事情还少做了吗？一个民族对于文化遗址、文物的理解、认同或消化，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有破坏，也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傻事或蠢事来。凭此一点来评价革命是非，进而否定革命，未免过于僵化和迂腐，贻笑大方。
说文革侵犯人权，主要是指随意揪斗，同时给被斗的人，采取戴高帽、大弯腰、喷气式等行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和指责不无道理。这也是我在造反团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思想上过不去的一条，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文革期间我犯了潘复生批评我的，“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的“右”倾错误，前面已经做了述介。但是，我有这样几点认识：首先，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但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也还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都存在的问题。在文革初期，我的老师胡云飞就告诉我们，这是个一般问题、老问题，延安整风也存在，外国革命也存在。他说，第一，这是个问题。不能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第二，我们又不能拘泥于这一点而苛求革命必须有条不紊。因为要打开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股子冲劲，不打破旧的秩序，不打掉某些人的威风，不形成某种威胁，大批群众就不敢起来，革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什么土地改革，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主观主义，什么反贪污，反官僚主义，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还是要看总体大方向。要理解毛主席说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要求革命循规蹈矩，那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地说，翻开中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靠恐怖开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这样。革命恐怖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一场革命下来，大河奔腾，泥沙俱下，不可避免。要宣传政策，让群众懂得，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要因势利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只有坚持采取正确的做法，学会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觉得胡老师讲的这些道理是革命的道理，很朴实，又很深刻。可以说，我在师院造反团期间比较注意，但也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多越“线”，但是大家理解了我，理解了造反团；也肯定了我，肯定了造反团。直到批判“四人帮”、批判我时，也并没有人拿出一些在这方面的问题，而指责我、问罪于我。而且，哈师院，从领导到群众，绝大多数人，在我受到不公正处理时，多方为我说话，希望把我留在党内。因此，不能因为文革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因此全面加以否定。这未免过于天真幼稚。
全面否定文革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采取了一种容忍群众自发性的错误方法。这一点，在1978年当时似乎还有一定的说服力，能说服一些人，因为前苏联还存在，邓小平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吗？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邓小平越来越公开地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私有化，致使两极分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成分日益缩小，再加上腐败成风，人民便开始觉醒，特别是王光美著文，宣布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人们更明确地承认，邓小平确实与毛泽东不是一个心眼，属于刘少奇的另一个司令部，走的不是一条道，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毛泽东看得远，只不过由于文革的作用这个现象到来的时间被推迟了20多年而已。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感到，毛泽东是具有自知之明的理论家和战略家，也是一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知错即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精通世故，晓谙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作为反修防修的首次演习，策划、领导和指挥演习的毛泽东和参加演习的所有指战员，因为一是前无古人的经验，二是又不可能事先学好了再干，特别是许多做法是后来逼出来的，例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应该说，北大、清华的大镇压，帮了毛泽东的忙。没有他们这一招，何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以，文革所发生的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段性问题阶段性分析，不能宜粗不宜细。因为环节相扣才成为链条，正是细节决定历史。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哀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直观也不是凭空的思维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以，列宁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发展，不讲方向，不问姓资姓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其结果，党内的贪污、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有资产被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侵吞，化公为私，私有化倾向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受到严重威胁。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为实现人类消灭阶级、进入世界大同而奋斗。在中苏大论战中，邓小平曾经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过面对面地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邓小平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1989年“6·4”前夕，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邓小平迫不及待地向他认错，说什么“过去说了许多空话、废话，结束过去，展望未来。”而他们回国不久，即宣布共产党非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大学讲话：“我搞改革的目的，就是搞垮共产主义。”这无异于给邓小平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为邓小平感到脸红，可邓小平等人一再表示尊重人家的选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亲如一家，让人们彻底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根脉关系。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诺言，在人民中彻底丧失信用。在文革中，刘少奇分别向中央机关、清华、建工学院写了三份检查，承认自己从进城以来犯了八大错误和罪行，说党内以自己与邓小平为首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除了积极检查交待外，还主动揭发刘少奇，并表示永不翻案，这些检查交待都记录在案，并发至全党，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邓小平背弃自己的诺言，而应证了毛泽东说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泽东对邓小平总是宽大为怀，给邓小平以机会，是他自己将自己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以为历史真的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为自己从此开新篇、永操胜券，其实是想错了。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中国人民的愿望，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曾经勾起国人对他的热望。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取消“四大”，使国人开始警醒。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未曾想他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取消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