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说：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不言而喻，《十六条》这些论断，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肯定了我们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获救了！”
“我们解放了！”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主席万岁！”
这些话语便从我们心底呼之而出，变成震天动地的口号。这不需要领呼启迪，也不是一般的呐喊，而是我们真正的心声。我们心中被压抑的革命豪气顿时都释放出来了，感到从未有的开心、舒畅。我们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做解放，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离我们最近，对我们最亲。全国沸腾了！哈师院沸腾了，造反派，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欢呼跳跃。那种欢欣鼓舞，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用笔墨来描绘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此之前，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刘、邓这次检查言不由衷，语意模糊，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通过中央的，他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承认“派工作组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说明，他们在群众潮流面前退缩了，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毛泽东，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不要小瞧这一进一退，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邓及其跟随他们指示干的基层党组织从此之后，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击之力了。这一点我将在最后来论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了话，基调在我们听来，同刘邓是迥然不同的。他语气明快、坦诚、流畅、自然。周恩来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即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教育革命的任务。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主席台，接见了与会代表，把这次会议推向顶峰，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的转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我们理清历史的初始线端之时，有必要增添一句：周恩来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忠于毛泽东，紧跟毛泽东，为文革推波助澜，自始至终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保护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也就是造反派处于少数派、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人出面讲话，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造反派表达了诚挚的感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鲜明、难忘的印象，在我们心中竖立起高耸的丰碑。他在许多群众大会上，激动地站起来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和不能磨灭的记忆。读者将看到，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一边，支持和保护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有力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北京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快传遍全国。我们在兴奋之中。然而，天高皇帝远，北京的革命火爆，《十六条》的颁布，并没有把哈尔滨市、把黑龙江省的文革立即引爆起来，特别是哈师院还是那么冷清。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商量，我们应该也把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重新烧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毛泽东关于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加进去、也不是几个人一煽动就爆发革命的道理。一个单位的革命光有外部力量还不行，只有依靠内部自己干起来才行。于是，我们认识到，哈师院多么需要自己把文革搞起来。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由我们出头来做。
我领头扯旗造反，事出偶然。
1966年8月9日晚，我和魏醒学等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礼堂参加他们的造反有理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群情激昂，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主持人要求参加大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对此表态。陈剑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表现了同学们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他的话就这么几句却嬴得与会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使与会人们感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主持人便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我和魏醒学感到由衷地高兴，在回学院的道上边走边说。那时候，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几乎全部依靠两条腿，自曰乘坐11号公共汽车。我们极度兴奋，他一言我一句，两条腿走起路来觉得格外的轻松，迈步格外高远。我说：
“哈师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省委718大会没有否定，至今还是冷冷清清，必须连夜把陈剑飞的这个讲话精神向全院师生传达。”
“对！”魏醒学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
我说：“咱们现在回去就把人集合到礼堂，立即开大会，以传达陈的讲话的名义，把哈师院的文革烈火点起来，怎么样？”
魏醒学说：“好是好，只怕太晚了吧？”
“不晚”，我看了看表回答说，“不到十点呢。革命吗，只争朝夕；早一天，师院文革早起来一天。”
“对！说干就干！”
我和魏醒学都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我们两人作了一下分工：我到礼堂去联系会场，安排麦克风这些；他到宿舍去通知杨桂宾、贾作富等人，再由他们去联络和发动其他系的人。我的联系工作非常顺利，工人师傅一说便给我们打开了礼堂，准备好了麦克风。魏醒学也很快找到杨桂宾等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哈师院能来的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二楼也是坐无虚席。这时，一些外校的造反派也通过我们的电话，主要是哈工大、哈军工的造反派师生赶来了。我们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把人一集合，我们一传达陈剑飞的讲话，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准会高兴。谁知道，我刚说明开会的目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起哄，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我，推搡我，有的人甚至向我直舞动拳头，威胁着要我下台。我这时才意识到党委要阻止我们。贾作富、吴文中、郝忠、杨桂宾、魏醒学、王恩华等人紧紧地保护着我，在最紧张的时候，贾作富、吴文中、郝忠等把我拥上讲台，使麦克风牢牢地控制在我手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讲话，台下见我站在讲台上，一片斥责声，要我滚下去，乱成一片，这时韩光耀和董振山等人见机行事，立即组织拉拉队。我跳下讲台，韩光耀拉开嗓门指挥喊道：
“一、二！”拉拉队齐声呐喊，“静一静！”
“一、二！——静一静！”
“请主持人讲完话，不同意见按顺序；我们讲完你再讲，机会均等莫慌张！”
另有一些人也组成拉垃队喊着：“主持人，通报姓名，你有什么资格开大会？”十几人附和着，大声嚷着：“报你们的狗名，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主持全校大会？”
是啊，自从哈师院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由几个学生不经学校当局允许擅自召开群众大会的先例，更何况深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岂不是作翻了天，这还了得。真真岂有此理。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不过，这些呐喊，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其实，这里实际上有很多人是为了起哄，想立即赶我下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们的喊叫，却使整个会场一时静了下来。于是我抓住机会，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们今天发起开会的人是：范正美，中共党员，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系学生分会主席；魏醒学，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杨桂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院学生总会副主席……”还没等我说完，有人又起哄了：
“你们凭什么开全院大会？”
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的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向大家报告我们听到的情况，并不要求谁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议！谁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观点。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这样说完之后，会场暂时寂静了几十秒。但是，忽然，学院保卫科的人跑到台上，对我吼道：“二楼挤满了人，严重超重，要出事的，赶快把人撤下来！”听他的口气，这是命令，容不得通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这句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情沉重起来，心里真有点害怕，如果把楼压蹋了，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顿时感到心跳加速，有些紧张。但是，我并没有慌张，在韩、董拉拉队的配合下，对着麦克风郑重地喊道：
“二楼的同学们，请大家以安全为重，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站在二楼过道上的同学们下到一楼来。”
根本没有人理我的话。我的话刚说完，会场又乱了起来，一些人再次跑到台上，围攻我、推搡我，喊着要我滚下台。这时我横下一条心，心里想，“没那么容易，既然敢这么开会，就有办法开下去！”
这时，贾作富、郝忠、吴文中等七八个大高个同学，再一次把我保护起来。我听到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要紧，这是吓唬咱们的，有一次演出，比这严重的多，谨防上当。于是我心里有底，继续主持大会，铿镪有力地宣布：
“方才，也就是一个半多小时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同志在工大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郑重宣布：省委召开的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未等我的话说完，会场上又起了骚乱。我们明白了：反对派不允许我们开会是假，不要我们宣传陈剑飞讲话是真。他们以学院的会只能由学院领导召开为幌子，极力想把大会搅黄。在我旁边出主意的胡云飞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打的是程序，在程序上错了，会就开不成。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厉害噢。”我第一次理解了胡老师的法律术语，点头说。
于是我们改变打法，将计就计。我提出：
“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学院的师生大会，师生自己当然可以召开。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继续开会。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同意见实行轮流发言。”
逻辑的力量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宣布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符合《十六条》规定的革命逻辑的，无懈可击，因而得到各种观点的师生的积极响应，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争取了中间观望派。这个小小的进展，当时给我很大的鼓舞。这是大会第一次对我的提议表示认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捅捅咕咕，但人们没有理他。让不同意见的与会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主持有不同意见的会议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它把那些想捣乱的人的嘴给堵住了。因势利导，争取人心，千万不能简单从事，我心里在嘱咐自己。
于是，由我主持的大会得以继续开了下来。
大会的发言都是即兴的，这就需要平时的口才训练和知识积累及临场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场唇枪舌战，实际上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
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
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
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夜该不该？
大会辩论激烈、充满着火药味，但秩序井然。不同观点的发言者，不时获得自己方的听众的喝彩和鼓掌。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听众，则倾向于他们自己所立的规矩，凡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心思的就鼓掌。不过他们的态度恰如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