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杜若牧镇压群众，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这么几条：
1、横加阻止运动转入本单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我们政治系给系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党委办请示他，说运动已经转入本单位，他很不高兴，反驳说，“这是你的理解！”6月3日，杜急急忙忙召开党员大会，选出了以他为首的校党委，试图把自己装进“红色保险箱”，他在工作报告中，转移斗争大方向，说“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维护学校旧秩序”，“在学校里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学科内称王称霸”，而只字未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当晚，借各系声讨陆平之机，他和其他院领导进行游说，企图压制各系。6月4日，省委开会，提出运动转入本单位，杜参加了，但回来后，只字未露，以后有人提醒他，他借口没时间而拒不传达，并指使心腹，在历史系、中文系向“八大怪”和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开火，妄图转移运动的主攻方向。
2、脱离岗位，逃避文化大革命。6月4日，杜听到北京大学改组，陆平、宋硕、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一股急火，得了“牙痛”，竟以院党委名义与哈医大党委联系，在6月7日强行住进医大二院。
3、欺上瞒下，策划6？18报告。所谓6？18报告是指杜若牧于头一天回学院，让副院长陆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所作的一个不到25分钟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引火烧身和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引起师生们的激愤。
4、挑动群众斗群众。他面对师生对6？18报告的不满，向革命师生反扑，掀起了围剿高潮，三起大浪。
第一个大浪是：6月20日组织两路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
1、于6月19日，指使G某组织中文系党员开会，专门搜集政治系革命师生对6？18报告的反应，将其搜集的16种谣言，强安在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头上，并组织六十余人写出了一批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动员中文系师生签名，扬言“签不签名是个立场问题”。第二天，在小操场贴出以后，又动员人去看大字报，见政治系的师生和不同意党委报告的人就围攻，甚至掐数学系一个同学的脖子，酿成所谓师院小操场事件。
2、与围攻师生的同时，杜率领机关及各系的书记，去政治系以开会的形式对穆国兴进行围攻。声称“党组织领导运动不能动摇”，“要拿出几个（反对党委）靶子，下周转入批判”。
第二个大浪是：于6月21日，他亲自在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声讨革命师生大会，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开到晚十一点，参加者达300余人。怕失密，会议地点由三楼迁至四楼，不许外系师生参加，并由G某亲自把门。发言者直呼政治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要开除政治系某些党员的党籍，吁请“院党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在会上说，“听到大家发言，我很高兴。”在中文系“像到了家一样”，“我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有了你们中文系600多名革命师生，我就有决心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讥讽地说，“政治系以前吃大葱，现在吃辣椒；以前唱南腔，现在唱北调。”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打气，“一切革命的大字报我都不压制，你一张，我一张嘛，对大是大非必须表示看法！”
6月24日，他又在化学系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如法炮制了一次声讨会，再一次扬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
第三个大浪是：6月28日召开党员大会，向党员布置并组织党员对群众反扑。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定杜若牧在文革前，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在文革中，为了保自己，一顶、二躲、三压、四狂，是破坏和镇压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据我们事先草拟的报告，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派人将材料飞报省委，并通过省委当即下达文件宣布将他停职反省。这在当时的哈师院震动极大，它使我们造反团声威大振，我们称之为出师大利、凯歌前进的八月。接着，我们又把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拉下了马，由省委罢了他的官。应该补充的是，要求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的官，颇费周折，将在后面予以补叙。
但是，八八团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怕触及这两个人。在我们召开揭批这两个人的大会时，他们把其队伍拉出院外，不知去向，当他们得知省委宣布党委书记停职反省时，他们就慌慌张张向省委提抗议，说什么“单在红卫兵召开的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吵吵闹闹的抗议，已经于事无补了。
迫于团内压力，八八团也召开过批判走资派的会议，但是，他们只是批判在批“三家村”时，我在第一章说过的、由当时党委讨论抛出来的一个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式的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常杰民。此人文化大革命前好舞文弄墨，写些条幅字画，同当时的一些教授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搞点文章之类，说了许多当时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话。党委把他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比如，他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开始产生‘左’的萌芽，有强调‘红’忽视‘专’、强调实践忽视理论的现象。”，“学校提什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百分之五怎么办？”，“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再晚办两年就好了”。
二是吹捧“杂家”，包庇坏人、重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比如，说他在1956年，把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甚至包括镇反对象、历史反革命L某、F某网络进来以后，加以重用，还把反革命分子S某从监狱里接出来，安排在数学系当主任，在反右斗争中，此人有右派言行而让他蒙混过关。批评他在1958年将别的院校不要的右派，例如Z某某、S某某、C某某网罗进哈师院，并加以重用，还同他们打的“火热”，“关系密切”。其中S某某还给常送去字幅“卧薪尝胆”四个字，后见势不妙才摘下墙来。
三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中积极贯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腐蚀青年。主要的问题，一是攻击五八年教育革命，反对半工半读和下乡办学，反对学生参加劳动；二是消极对待毛主席64年春节谈话，反对减轻学生负担。
四是阻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为反动学术权威评功摆好。
此外，八八团还给他增加了一条：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假公济私，极力推行和平演变。
就是这么个人，在批“三家村”时，以“上挂下联”、结合本单位实际的名义，由党委抛出来，组织大大小小的会议对他进行了持续、猛烈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弄得声名狼籍。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我们称为“死狗”的人，八八团对他进行没完没了的批判，并美其名曰“痛打落水狗”。八八团这么做，当时人们说成是“双保险”式的革命：既批了走资派，体现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文革；又继续维护党委领导，不会得罪学院主要领导。真是又革命，又无风险，两全其美，旱涝保收。
在此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当时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批被党组织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抛出来同“三家村”捆起来加以批判的对象，这时造反派不以他们为重点，并认为它是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一种伎俩。此时，这些人从心里很欣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替他们说了公道话，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支持造反派。这就使后来的运动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被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党内各级领导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说清的种种联系，全国各地都有，在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恒轩（其把柄是他的《诗话》）等，在哈尔滨市，有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宣传部长牛乃文（口实是搞封资修文艺）以及各高校等一些党内领导人（如哈师院的常杰民）。这些人就是前述中央领导人称其为“黑帮”者。
写到这里，恕我直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内斗争的历次运动中，常常见风使舵。耍两面派，左右逢源，极尽其能事，批判别人，引火烧别人，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行，甚至以此作为攀高附贵之梯。林彪深悟此道，提出“用B52的力量打B52”，就是抓住了党内斗争中一些人的这一特点，后来邓小平对华国锋使用的清君侧，搞掉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最后推翻华国锋，也是这种打法。这是后话。在文革中，不少领导干部又故技重演，最后招致烧了自己。这是人们分析文革现象不可不注意的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所经历的情况。
在当时，不能批走资派，就要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所以，八八团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做样子，在当时弄得很被动。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八八团这么做，终究脱离群众，最终使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工作组进院的路线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理理一些线团。
前面已经提到，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面对北京大、中学的情况，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北京大、中学到中宣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后又到各省市，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反“干扰”，抓小鬼。他们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并且说：“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在黑龙江省是7·16之后，先后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单位之后，代行党委“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央八条”为指导进行工作。
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这些规定，很对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人的心思，除了1957年形成的老子就是党的定律起作用之外，还就是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烈火烧身。
工作组到校后，一反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委领导人搞修正主义的做法，提出现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假左派、真右派，他们以揭批走资派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不清除这些干扰，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于是，在群众中大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制。6月20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上学的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针对工作组写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刘少奇得知后，找到工作组和他的女儿刘平平，对他们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清华大学，因为这里有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蹲点。
6月19日，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琳为组长的工作组。6月21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一大字报的出现，被刘少奇委托的王光美看在眼里刻在心底，这是她去清华园的第三天，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入清华园的第一天，便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在清华园的出现，引起蒯大富等人的重视，并满怀着希望邀请她去听听基层群众的意见。于是，通过电话，约定王光美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第二天，去的人不是王光美，而是工作组的一位秘书。第二天，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琳这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这矛头直指王光美。当晚，叶琳亲自主持对蒯大富的声讨会，但蒯大富毫不退让。在这种情况下，6月26日，在王光美的指使下，由工作组组织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呼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等口号。27、28日，清华大学又两次举行批判斗争蒯大富的大会。从6月下旬开始的这种以抓“混水摸鱼”为名的所谓反干扰运动，不到20余天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24所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在我们哈师院，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180余名，其中学生162名，政治系师生18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14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在进驻化学系的省委工作组的记录本上，记载着挨整的师生这样惊心动魄的话语：“××怕了，说话也糊涂了，精神不正常”，“×××非常紧张，……我也完了，有死的心”，“×××谈话就是哭，谈不出具体问题来”，如此等等，其镇压之狠，可见一斑。
《十六条》公布以后，这些被称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获得了解放。但是，对革命派进行围剿打击的内幕事实，对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没有揭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