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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下了他们的发言，按顺序是6条，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一是批评我们一些人有骄傲情绪；在政治思想上，毛著学习不够；有的老造反者思想懒惰；总部勤务员突出业务的多；有的人互相争功；对八八团过来的人应该狠触灵魂，但应该区别对待。二是反映情况，告诉我，有的班级，不是造反团整风，而是整团外的人，使团外的人有压力，他们问辅导员谁比谁最积极？如此等等。三是建议，允许没挨批的八八团成员参加造反团有好处；退出八八团的同学应允许其串联；声言要在八八团里抓坏人，常说不好。在我们征集意见中，有的人也向造反团一些成员指出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粗暴等等问题。我们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意见，当时不作任何解释。使这些给我们提意见的八八团的同志深受教育，纷纷称赞造反团就是与他们不同，许多人还要求加入造反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得的教益，烙印深深。
通过上述措施和政策，加上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开欢迎会，帮助参加造反团的八八团的同志，摆脱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等等。对于八八团的骨干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我都亲自接待。我们根据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的说法，提出“革命不分先后”，对于加入造反团的同志，一视同仁，有的人后来我们还安排他们做了重要工作。因为我这样做了，我同八八团的主要头头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例如中文系八八团骨干徐忠武，要我在回忆录中，一定要为他写上一笔：“我是1966年11月份退出八八团的，造反团用大红纸写了条幅，欢迎我加入造反团，你亲自接待我，态度极为坦诚，表示热烈欢迎我、真诚相信我。使我感到很温暖、亲切，没有不自在感。启用我在造反团宣传部工作，与杨桂宾、牛德林共同主持毛著讲用会等。”
在两次整风中，要求造反团成员主要是对我提意见。团内对我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条是保守，有点右，在斗争中过于强调政策，自称策略派，虽抵制了一些问题，但也束缚了一些人的手脚：另一条是，突出个人，发挥别的领导人的作用不够，什么大会都是由我主持；别的院校造反团叫总团，我们师院叫总部；别的院校造反团叫分团，我们师院叫分队。好像总要与众不同。第三条是美化自己，这主要是指我在起草总结团结大多数的经验中，描写个人有不适之词。这条意见来自我所在班级的一位同学。他说我并不是最坚决的造反派，曾经在7·16之后，在班会上有检讨，对反动的血统论也并没有见我坚决抵制。所有这些意见，极个别的还用大字报批评我，多数是在造反团的全体大会上当着我的面提出来的，充满火药味，也充满阶级情感，对我的一片爱心。这些意见中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只是在一旁静听作记录，不作任何申辩和解释。面对全校差不多占大多数的师生大会，任其发言批评，我的几位老师曾为我捏一把汗，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这样接受批评，既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也有利于我们争取和团结群众，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些事情回忆起来，至今还是那么令人难忘，教益匪浅，受用终生，是任何教科书无可比拟的。
对于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做法，《解放军报》派记者进行了了解，并且向中央写了长篇通讯。记者在通讯中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由于逐渐掌握了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思想，使造反团的成员开始由300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保守派）则由1300多人，减少到400人。不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学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阵地。从而在哈尔滨为左派组织树立了一个先进榜样。
他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都逐个解决了。
哈师院的通讯报到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并以《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第1号的名义，作了转发。中共中央1967年1号文件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明确表示对一个群众组织的肯定。我个人虽然付出了努力，但主要是师院全体造反团成员奋斗的结果。
第一、我们造反团的各级领导集体是稳定的。我们总部领导班子，当时叫勤务组，一共10人，每个系出一个人，我们政治系是我和扬桂宾，中文系是李茂喜，历史系是张惠文，数学系是郝晓霞（女），物理系是王凤祥，生物系是于嘉宾，化学系是潘少林，艺术系是金福奎，教师是任万新。还有各个系的分队长，他们分别是：中文系董振山、历史系王秀珍（女）、艺术系刘春兰（女）、政治系魏醒学、数学系陶大方、物理系辛超、化学系张锦龙、生物系迟连廷、教师分队袁庆寿、总务分队李继武。我们上上下下这些人，始终有事大家商量，共同决定，推功揽过，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当时，只有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领导集体是稳定的。这个领导集体直到我离开哈师院到省里工作，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当时，我们造反团的大事，常常是总团只提出某些想法，或出题目，交由全体大会讨论、辩论，当场拍板决定的。常常还有许多人突然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新的意见或冲突，甚至把原来的一揽子想法全部推翻。这种大会开起来，辩论相当激烈，发言者用词尖锐、火辣，挑剔性强。没有权威，决策靠的是讲理。谁的说理彻底、说服人，谁的提议就获得通过。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当时情势变化复杂、快速，不能邋遢，要求讲效率，开短会。领导者发言偏颇、拍板出现失误，就有可能随时被轰下台。所以，领导人经常更换，很不稳定。这就是当时各个造反团决定问题、采取对策的特点。不过，也有的会是总团领导人用“点火法”煽动起来的，这要求讨论的问题原来有一定基础，领导人能够理解群众的心理。例如，关于院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某，我们全团上下认为，他是“狗头军师”，是杜若牧的忠实走狗，给杜出点子的人，当打手和急先锋，在7？16前后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他拉下马，多次报省委就是不批。为此，我们一时拿不出好点子，使运动处于相持状态，直到12月份。一天下午，全团正在开大会，省委书记于杰忽然来师院，我们闻讯之后，立即把他请到会场，当场要他答应罢李某的官，否则，我们就要把全部队伍拉到省委，到省委静坐；省委不答应，我们就不撤回队伍。于杰当然不会答应。我就同于杰叫号。这件事，全团并没有事先讨论过。只是我们几个头头临时碰头决定的。我同于杰叫号，心里也并没有大家支持的确切把握，没想到竟然得到全团的热烈响应。于杰办事本来就不那么爽快，这时更是吱吱唔唔，于是我便见机宣布带领全团成员几百人出发，到省委静坐，要求罢李某的官。到省委静坐26个小时，经过反复交涉，省委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百人到省委要求罢校领导的官，并且得胜回朝，这在哈尔滨还是头一回。
第二、我们造反团有两个老师当参谋。这两个老师都是政治系的。一个是教中共党史的，任万新。是哈师院政治系63届留校生。该人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得比较深沉，勤于思考，想问题比较全面，常常用党史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是教共运史的，胡云飞。人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64年分配来哈师院。为人热情开朗，思维敏捷，见事早，反应快，应变能力强，善于捕捉战机，抓住人心，因势利导。有这两位老师做我们的高参，出了许多点子，为我们撑腰。开大会时，在主席台的一侧，摆着两、三张学生桌，胡云飞、任万新在这里一旁坐着，帮我和总部领导人，随时商量问题，出主意，把握和引导会议，掌握政策策略，使我们少犯不少错误。
第三、我们造反团办自己的情报组、研究室、联络站。情报组是中文系甄裴秀领导的。此人细腻，善于观察，勤于动脑，点子也多，能吃苦耐劳，行动诡秘，但也多少有点神秘感、神经质，给我们总部搞了许多当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和消息，报告了不少有价值的动态，使我们了解了不少社会动态，学会保护自己。研究室是政治系三年级董学章和新教师徐永江领导的508室的一伙人。他们整理来自全国的大小字报、各种资料、首长讲话，等等，使我们总是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情况。他们的理论功底比较深，思维敏捷，写作能力强，同时负责代表造反团起草各种文告，例如对八八团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就是出自他们之笔。在紧急时，有些文稿我可以不看，也尽可放心。联络站是前面提到的北京联络站。他们来的情况，我们以“北京来电”的形式再通报给全校，使北京的信息得到了及时沟通。我在文中提到的北京情况，就是他们四处搜集弄来的。
第四、我们造反团办广播组。于文亭、张志生、崔树仁、迟月菊等，这些同学声正腔圆，很有中央广播电台夏青、林茹等人的腔调和韵味，同学们爱听，而且他们很动脑，又认真，使我们造反团的广播，办得生气勃勃，有战斗力，为造反团的宣传舆论壮色。
此外，我们造反团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不开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例如，我们在前面讲的军工造反团的点火宣传，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所得到的哈工大造反派的支持，还有平时大专总部、以及其他院校造反团的多方面的联系、支持、合作和鼎力支持等。总之，全市造反派互相声援，同根同气，共同开创了各个高校造反派的局面，一些做法及时沟通，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造反派的有关材料，这还是头一回。这使哈市造反团、特别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名声大振，从而极大的扩大了哈师院造反团的影响。应该说，在哈尔滨当时14所大专院校中，哈师院造反团，在前期其作用并不是太突出的。当时在哈尔滨起着头羊作用的是两个带有国防科系的国属大学，一个是军事工程学院，由刘居英任院长；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由李昌任校长。这两个大学的学生中，都有为数众多的高干子弟。像毛泽东的侄子，林彪的女儿，朱德的孙子，陈毅、许光达的儿子以及不少其他将帅的儿子、孙子或亲属等等，就在哈军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中央和北京的许多精神传到哈尔滨，有的还在一开始，充当这两个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运动伊始，他们冲杀在前，打破了省委的高压，使得黑龙江省这个边陲省会城市，不因路途遥远、通讯不畅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冲杀，使得哈尔滨的运动走在前列，并使得省市委领导对他们另眼相看，而使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少受一些磨难，少走一些弯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踏上了毛泽东期望的轨道。
哈师院的经验出来之后，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全国各地来哈师院访问、取经的组织和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组织的代表或个人，介绍他们的经历之后，要求我们对此发表评论。为此，我们又成立了接待组，由政治系董桂芹和化学系王淑珍负责。师院造反团的影响渐远，在一些重大场合我的发言，往往受到特别地重视。后面我将叙述这一点。
读者会说，按你这么描述，哈师院造反团在当时是一只凤凰。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是在中国社会中，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环境中，由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群众组织，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中的种种问题必然在我们师院造反团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有所反映。只是比较而言，哈师院文革的烈暴性稍逊一筹罢了。例如，当时乱揪乱斗，勒令书横飞，在批判大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抹黑脸、挂牌子，大弯腰、“喷气式（在大弯腰时，把两臂向后伸直）”，等等，在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批斗会上也一样的有，但是应该说，我们造反团总部从我到其他勤务员，在一开始就一再在当时大会上宣布，我们总部不赞成这种做法，院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由总部安排，勒令书要慎重；戴高帽、抹黑脸、挂大牌子、大弯腰、“喷气式”这些做法，正如《十六条》指出的那样，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这样反复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渐渐地，大家的注意力就不放在这方面了。批判的时候，被批判者后来就只是笔直地站着，并不要他们大弯腰。
有一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与会者群情激愤，对某系一位女政治辅导员因为给不少同学整理了黑材料，强烈要求给她剃鬼头（一面剃光头、一面留着短发）。口号声此起彼复，该系一位男同学，拿着剃头刀跃跃欲试，我便走向要给动手的这位同学说，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