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记有政治、艺术系共5人在上海；中文系3人在西安；化学系3人在重庆。
我们规定下去的师生，主要任务是两项：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支左。注意三件事：调查研究（弄不准的回来研究）；掌握政策；搞好同当地左派的团结。
到1967年1月中旬，哈尔滨先后成立了31个行业的红色造反团总部。他们是：哈尔滨大专总部、工交系统总部、郊区农民总部、公路系统总部、铁路系统总部、航运系统总部、商业系统总部、林业系统总部、电力系统总部、财贸系统总部、邮电系统总部、供销系统总部、服务业系统总部、煤炭系统总部、教育系统总部、文艺系统总部、卫生系统总部、政法系统总部、新闻系统总部、出版系统总部、中直企业系统总部、中学总部、中专总部、省委机关总部、省政府机关总部、省人委机关总部、国防系统总部、省工会系统总部、省妇联系统总部、省团委机关总部、工人造反团总部。
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一般是由基层红色造反团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反过来指导各个单位运动，所以能够控制行业的局势，因而为以后成立统一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奠定了基础。不过，也有个别的总部不是这样成立的。例如，有一个工人造反总部，就是哈工大个别人拉起来的，因而为以后的大联合和团结埋下了地雷，在夺权不久引发了造反派的分裂，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叙述。但是，整体地说，如此时间紧迫、成分不同、协议不充分、由下而上在风暴中结合的组织，做到了思想基本统一、步调基本一致，这是人间的一个奇迹，也是哈尔滨造反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之点，我将在以后再述说这一点。
联合总部的形成大约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牵头的串联阶段，主要是省直机关几个造反团总部，由大专总部的负责人牵头，研究一些大事情。
第二阶段是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由各造反团总部派出的联络员组成，会议推选林学院的张广仁为召集人。此人是林学院木材综合利用系的讲师，年龄稍大一点，当时三十出头。为人谦虚、诚实、友善，看问题比较全面、处事也比较谨慎，有一定政策水平，能综合不同意见，但主意不多，特别是大事果决性差，研究事情常常议而不决。所以，这个阶段不长，大专总部对此不满意。在这一期间，我们师院的任万新提出，应将联席会议改为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筹委会。
第三阶段是联合总部筹委会期间。但领导机构和办事的组成人员仍限于各单位派出的联络员，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干的办事机构。
在31个行业总部筹备和成立期间，面对社会上反对红色造反团的势力，大专总部相继开了几次会，研讨我们的对策。这几次会我都参加了，并且有过几次起了重要作用的发言。这里先讲一下大专总部在省委党校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一月下旬之初召开的。“三军”被取缔不久，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各院校、各单位进入夺权热潮，整个社会由于上海夺权激起的风浪，使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上各种成分、各种利益正在发生激烈的政治权力角逐，哈尔滨因为有强大的造反派优势，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也有种种社会危机征兆。这就是谣言四起，许多社会沉滓开始浮出水面，一些极端自私自利、或者心怀叵测、胆大妄为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乘机混水摸鱼，致使生产、流通受到冲击，商店开门时段不准，一般市民的常规生活开始受到骚扰。但顺便必须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并不见什么偷盗、杀人或破坏分子的活动，也没有抢粮、抢商店的事件发生。人们，无论男女老幼，开着门就可以走，一个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期间造成的邪不压正的革命威慑力量所致。
面对极端复杂的这种形势，一时大专总部举棋不定。所以举行了这次紧急会议。会议由张连科主持。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进入建立文革新的临时权力机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上海一样，走红色造反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道路，向走资派夺权。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夺权行动，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各院校派出代表配合内部红色造反者先夺取两个关键部门：一是省市两个报社，把舆论工具夺过来，建立文化大革命的舆论阵地，使舆论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配合红色造反者的革命创举；二是省市公安机关，把专政机关夺过来，形成对文革反对派和社会上其他阶级敌人的威慑力量。与此同时，乘胜前进，推动全省造反派的大联合。第二步，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组织夺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师院总部立即召开了造反团分队领导扩大会议。经过大家推选，我最后拍板：由魏醒学带领一些人去省公安厅；贾作富、董振山带领一些人到哈市公安局；张云生、周晓东带领一些人去省报社；钟福祥带领一些人去市报社。所有去参加夺权的同志，必须接受大专总部的统一领导，注意与兄弟院校造反派的协同作战，特别是要和内部造反派里应外合，密切配合。
夺取省市两个报社的权，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与报社已经形成造反派力量有关。不过，14所院校一下子去这么多的人，大大加强了报社造反派的力量，是不无关系的。夺两个公安部门的权，却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哈市公安局。因为我们大家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足，麻痹大意，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和适宜的应对方案，对于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运动情况不清，内部保守派力量大，他们又事先得知情报，作了周密的防备。院校造反派出师就受阻，欲进门时，便遇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坚决抵抗；他们拒不开门，内部造反派人少力单，配合也不够有力。当我们强攻时，市公安局保守派组织力量，把我们的人推了出去，以至于发生了武斗事件，搞了一次反夺权。这件事给我留的印象深深。
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布置并调动人员前去哈市公安局支援夺权斗争之后，大约12点多钟，因为近几天过于劳累，我和任万新、杨桂宾实在困倦之极，支持不住，便躺下睡觉了。自12月以后，因为当时斗争需要，总部几个主要头头，在第三学生宿舍201室集体住，这既是我们的办公室，又是我们的宿舍。连续三四天没有好好合眼的我们，一倒下就睡着了。忽然，“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好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倒好，躺在这里舒舒服服睡大觉！”猛劲推开门的吴文忠领着三、四个同学，冲着我们大声嚷着。
我赶紧爬起来，揉着无力睁开的眼皮，很抱歉地说：“别骂人了！有事赶快说吧！我们也刚躺下——”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破怒为笑，便没说什么，坐在我们的床头，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一起商量起对策来了。原来他们问我：“市公安局遇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抗，有可能要发生武斗，怎么办？队伍要不要撤下来？”我沉思了片刻，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要坚持说理斗争，用广播喊话做工作。我们决不先动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和全市造反派紧密团结，勇敢战斗，决不后退！”
“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睡吧！打搅了，对不起。”他故意把“打搅了”三个字说的重重的，然后向我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走。
“‘明白了’。明白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他们走后，我对杨桂宾和任万新说。他们俩也笑了。这使我们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在关键时刻，人们要的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原则，一种精神。
我们又躺下了，可我的脑海里却掀起了万顷波涛，再也无法入睡。一桩桩曲折复杂的往事在脑海里再现，一幅幅惊涛骇浪的画面重浮眼帘，一阵阵奔涌的热血在胸中激荡。
造反伊始，我在大潮的推动下，扯旗造反，又在大家的拥戴下，成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其实我何德何能，还不是靠大家商量着办，以至于由少数派发展成为今天哈师院文革的主力军。一步一步，惊险动人，无往不胜，走得很顺利，上靠毛主席，下靠大家，我只不过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努力集中大家的意志而已。今天，斗争如此激烈，我能够在这里安然睡觉，还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家给予我支持的结果。我有没有自以为是，或居功自傲啊？或者以为从此就是一片坦途，不要继续奋斗，可以松口气了？
我们这支队伍有着光荣的传统：步调一致，行动听指挥。10月中旬，我们师院造反团根据统一部署，被安排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出发的那一天，全体造反派，除留守的以外，一个个起得特别早，期盼着及早登程，坐上去北京的火车，见自己无限敬仰、日夜思念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从师院出发，打着红旗和彩旗，排着整齐的四路纵队，一路步行来到火车站。在行进的路上，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激昂，歌声不断。但是，一到车站，没等我宣布各分队的车箱顺序，队伍一进站台就散了，大家慌忙冲向客车，蜂涌而上，显得毫无组织纪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震怒从心中而升，觉得大伤我们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形象、大伤红色造反者的形象。于是，我急忙操起口哨连连紧吹了几声，并厉声宣布：
“统统下车！统统下车！重新在站台排好队，依次上车！”
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战友群体如此大动肝火，第一次当着院外陌生人的面如此大发雷霆，也许同志们觉得输理，一个个急忙跳下车，不声不响地在各分队长指挥下，按分队排好队，等待我出发的口令。我跳到一个高处，面对全体人员，严肃地说：
“我们是红色造反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有觉悟、特别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铁军，不是乌合之众，刚才大家蜂涌上车，表现得无组织无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应有的作风！我们去北京怎么见毛主席？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指挥！现在，请大家按分队次序上车！”
我说完之后，大家便很有秩序地在统一指挥下一队一队上车，使在场的铁路部门的人深受震动，感慨我们这支队伍的力量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当时也很为此高兴，很佩服我的战友们如此响应我、支持我。我转过身，对杨桂宾说：“应该说，这件事我们事前想的不周到。责任在我。这是个教训，到北京可要注意这一点。”
大家对我如此相待，如此厚爱，我用什么回报，我有什么回报？
前不久，造反团搞了开门整风，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是何等的情感，何等的爱护，何等的鞭策，又是何等的及时啊。
想到这些，联想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幕，我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大家对我的极端信任，意识到自己担负责任的无限份量：前一段中央给我们作了结论，算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也有人对此不服，这是因为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我个人也存在自以为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及其他脱离群众的问题。现在进入社会，队伍分散了，战线拉长了，指挥难了，要谨慎加谨慎啊。最最要紧的是，有事同大家商量，争取提前量，说话和气，诚恳待人，推功揽过，严以律己。
我在朦胧中，觉得脸在发烧，睁眼一看，原来曙光透过玻璃正映照在我们的脸上，不久即传过来电话：红色造反者已经夺取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大权。但是，有惊无险，并没有发生大的武斗。我们喜不自胜，道不尽的欢欣。
在各行业造反派纷纷成立造反总部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尽快成立大的全社会的联合组织，大专总部曾经发动过几次大联合的倡议，但只是有议论而没有切实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各院校造反团忙于本校运动，不肯派出自己的主要骨干，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更是不肯出山，因此不能形成有远见的共识，采取有力的必要的行动和步骤，使全省全市大联合迟迟得不到大的进展。我们师院也不例外。就我而言，当时有三怕：一怕本校运动反复，自己和主要骨干出去，遇到反复，别人端了自己的老窝，鸡飞蛋打，岂不前功尽弃；二怕社会复杂，如果卷入社会危机，凭自己这点能力如何应付得了，或给本校造反派造成被动，出了问题没人兜；三怕自己阅历浅，没有社会经验，上坏人的当，跌跟头、犯大错误，弄得里外不是人，无脸回学院见“江东父老”，甚至进笆篱子。
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两件很不利于搞大联合的事情：一是哈尔滨大专总部负责人易人：张连科接替陈造反。张连科是黑大哲学系66届学生，黑大造反团总团负责人，长于思考，善于词令，又很有组织能力，不过接任于文革阶段性转换之时，受命于斗争危难之际，一时工作甚难，领导威望有待于时间和实践。
二是哈军工出了27人反江青的大字报，造反团的许多头头被卷了进去：激起造反派震怒，掀起了对他们揭批和围剿高潮，给他们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这些他们曾经用来对付黑帮的手段，又还给了他们，整个哈军工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军工造反团领导班子大换班，上上下下忙于改组，自身难保，更无分身之术来忙社会上的大联合。
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大专总部便派出人员到各院校造反团去动员其主要头头和骨干出山。动员我出来到总部去工作有这样几次：
1月20日左右，军工造反团杜美平坐着小轿车到师院找我，希望我出山并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