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左右，军工造反团杜美平坐着小轿车到师院找我，希望我出山并牵头组织联合总部。她把我接到省文联所在地，要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院校的造反派头头，以便共求大业。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里等了约一个来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我身不由己，只好请她又把我送回学院。
过了几日，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开会，张连科慷慨激昂，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事态十分严重，再一次动员各总团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从大局出发，派出头头和骨干筹备大联合问题。我在会上明确表态：只要需要，总部可以指名要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任何人。张连科跟我叫号：“真的吗？”
我说：“当然当真！”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回校途中，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脑海里响起另一个声音：老范啊，你满脑子“怕”的“自我利益”，公字在哪，党的利益在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哪？这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你不是多少次说过，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的年代，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吗？如今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掌舵，并且告诉我们做的具体方法，为什么不能敢字当头，参与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接受考验，在火红的年代里锻炼自己？怕这怕那，个人利益第一、小团体第一，围绕的都是一个“小我”，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回避矛盾、维护自我这种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吗？应该狠触灵魂，革革你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啊！这时，想到自己终于战胜了自我，认定自己朝革命化又进了一步，压在心里铅石般沉重的疑虑和各种畏惧顿时湮灭云散了，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思路也清晰了，心里特别亮堂。
1月27日，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我传达了大专总部的意见，并根据自己最近理清的理解和思路，作了这样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向走资派夺权，是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走资派逼出来的。运动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走资派依靠他们手中的权力，玩弄权术造成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给他们贴大字报时，他们敢于扬言”秋后算账“，挥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并且加派工作组镇压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造反时，他们敢组织人同《十六条》针锋相对，一次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对我们造反派的围剿？为什么在我们奏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之时，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一句话，就是走资派手中还有权，他们还有一套党的系统、国家机器在运转。因此，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可是，我们哈尔滨市、我们黑龙江省还没有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条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各个院校的造反团，都只是忙于自己院内，有一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所以大专总部最近开会，动员大家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顾本单位、小团体，丢了大局。所以，我觉得，我们师院造反团应该积极响应总部的号召，把自己的骨干送出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夺了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全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还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我们的革命成果是不可能巩固的。大局不保，还有什么本单位、小团体。所以，我们要掌权，更要掌大权，要掌省、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红色造反者。只有如此，我们革命造反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所以，我已经向大专总部表示：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可以派出自己的任何骨干，并且可以接受大专总部的挑选。”
我的话，得到全场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在大专总部工作的黑大造反派赵玉才已经来到礼堂，他接过我的话大声喊道：“好啊！今天我就是专程来请你的！”说罢，便跨步向前台走过来，我赶快迎上去并把他请到主席台上，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我是特地来请你。总部要求你出山。”他拖着略带沙哑的长音又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嘛——要顾全大局。”我也笑着说：
“我们哈师院从来就顾全大局，你不要瞎说，说话要有证据。”我接着说：
“你有什么话请对全团说，只要全团同意，我范正美绝无二话。”
“好吧。”
他说完这两个字，便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台，于是，我宣布请赵玉才讲话，见他从容不迫地对着麦克风充满自信地说：
“红色造反者战友们：你们好！我受红色造反团大专总部委托，代表大专总部、代表潘复生同志，请范正美同志到联合总部工作，范正美同志要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请鼓掌。”全场立即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说：
“还得问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没有不同意见？”他又问了这么一句。会场没有动静。
“全体通过。这没有说的吧。”
就是这样，我是由大专总部提名、哈师院造反团全体大会通过，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工作的。
偶然是必然的向导。应该说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大联合，还有两件事是积极的促成因素：
一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在鼓风机的出口处发现了一名造反派的尸首，被认为是这个厂多数派的赤卫队整死的，激起全市造反派强烈的愤慨，不日举行了全市造反派声讨大会和盛大游行，声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造反派。
二是哈尔滨电机厂造反派崔占成，自称是拥有70万众的哈市工交造反派总司令，工人造反派领袖。这期间的一天，他披着黄军大衣，两手插着腰，一副恶煞凶神之态，到北方大厦当时联合总部的办公室声言要夺取总部大权，并有保镖为其扬威助胆。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当时哈军工几个造反派报告黑大在大专总部负责的张连科，紧急召开各总团负责人会商，我们哈师院这次是杨桂宾出席，会议决定通过省公安厅的接管委员会，将其逮捕，迫使公交总部改组。
1月27日当天晚上，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召开分队长联席会议，确定由我挑选一些人随我去联合总部。经过我提名、会议通过的人员是：政治系任万新、高义、夏俊杰；化学系贾德华；中文系战继红；物理系钱茂忠等人。
顺便说一下，在我担任省革委班长以后，这些同志由组织先后做了这样的安排：任万新在政策研究室，后任负责人；高义在组织组，后任组长；贾德华在文教组，后任组长；夏俊杰在群工组，后任共青团组副组长；战继红、钱茂忠分别在文革组、生产计统组工作。
1月28日下午，我第一次参加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会场设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我们师院的代表由我带队。我们去的稍晚一些，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几个见地板上铺着地毯，便席地而坐。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对于当前形势实际上存在着分歧。对此，我在会上发表了这样几点看法。我说：
“目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在全国，党中央发表公开文告、通电全国，明确支持造反派；在我们省，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肯定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这不是对我们师院，而是对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表态。所以说，全国的形势、全省的形势空前大好，再不是12月的状况了，使我们造反派真正地扬眉吐气，从未有的舒畅。我们哈师院八八团已经自行解散，现在到了我们造反团凯歌前进的时候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实现全省、全市造反派大联合，即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各行业的造反派大联合，这就是成立联合总部；第二、高举大夺权的旗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取黑省委、黑省政府（夺权之后，在一次红革委勤务组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提出，文革前我们的省委、省政府都是红的、革命的，因此应该改称旧省委、旧省政府的好）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新政权，巩固革命造反成果，这样就可以以新政权号令天下：第三、高举大团结的旗帜，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的时候，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把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第四、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生产发展，创造生产发展新高潮。我认为把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大联合大夺权。”
我的上述发言，得到其他与会各总部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但却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坚决反对，因而会上对两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个问题是：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是否成熟。工大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另一个问题是：夺权的组织形式即成立什么样式的新政权。以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为主，主张学上海，成立黑龙江公社。
对于这两个问题，会上讨论得很激烈。
关于潘复生亮相及夺权时机，大多数人不同意哈工大的看法。工交、农业等实业方面的总部代表首先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接着发言的是农民代表、哈市郊区总部的杨锡山，此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说就不需要考验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总体说很快很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运动发展的很快很好，这主要是哈军工造反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同时也涌现了像哈师院造反团这样的先进典型。二是与潘复生的及早表态有关。所以整个形势令人鼓舞。工人造反派虽然起来较晚，但已经在各工厂企业成了多数派，局势也已经控制在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学生造反派冲杀得早，涌现了一大批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前几个月的反复考验，证明他们是信得过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群众领袖。不能唯成分论。刘雪峰不慌不忙而略带讥讽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他略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
持上述观点的人们还说，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刘雪峰并现身说法地说：
“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来自伟建厂的孙宝生急忙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他们这些同志还强调说：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目前苏修虎视耽耽，如果尽快成立新政权，也有利于反修防修。同时，目前经济主义还很猖獗，“三军”一团一队余毒未灭，个别头头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果造反派贻误战机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又作了一点补充。我说：
“根据列宁的说法，所谓革命时机就是反动派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我看，我省目前的形势到了这个态势。你看，黑省委、黑省政府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他们简直一天也难活下去；全省人民群众在黑省委、黑省政府这种状况下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权威，集中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意志，从而可以形成对反对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威慑力量和指挥中心。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说时机不成熟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有害的。革命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命运，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我本来还想说，如果空喊革命口号，不认真细细地思考形势和目前我们所处的阵线状况，不摈弃个人感情上的某些偏见，一味的斗下去，那怎么能团结大多数来壮大自己，谁还能靠近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
在对待省委、省政府夺权时机以及启用潘复生这两个问题上，经过上述反复讨论，特别是工农代表上述发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再加上工大其他人表示，刘录等人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同时刘录等也没有在会上表示坚持己见。鉴于与会者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