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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进程的分歧，在革命敌人十分明确、斗争形势转瞬即逝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多数意向，潮流裹挟，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被淹没而潜伏下来，到了一定时期，那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便又会在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冒出来。而文革激发起来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政治冲动，一方面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他们的致命性伤害，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所产生的对党的干部诚信的动摇，给了他们深刻的烙印，惟恐再上当而挨整；另一方面，当时一批自称老造反者，继续初期的冲劲，极左推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成为最时髦的风尚，感情用事，不讲政策界限，追求纯又纯，革又革，只顾打拼，无视后果，更听不见解放干部、争取多数的意见。刘录等人的思想当时不通，以后又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工大造反团分成了两派。其根源盖出于此，我将在下面第四章加以记述。
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在会上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把这个新组织立即搞成巴黎公社式的，也不同意以公社来命名。道理很简单，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我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
“我们应该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十六条》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三结合是社教中《二十三条》提出来的新事物。是对于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所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具有革命权威。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我的这个发言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创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会议还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决定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在会上还就有关文告起草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关于三结合的具体方案和组织结构定于29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议。
在这次会前，我和任万新曾经商量对策，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议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形势的认识——夺权的时机成熟；二是关于潘复生的评价——应该让他出来工作，同军队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方优势结合，最具稳定性；三是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应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不宜叫公社。我的上述发言思路和表述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次谈话形成的。
我的发言，与会者如此认同，这是我俩事先未曾料到的，以为会有一场旷时持久的大论辩。事后，我和任万新感叹这是哈师院经验的巨大影响所致，“真是凯歌前进啊”，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任万新还很有感慨地说：“看来，咱们省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由此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利的。”事情果然如其所料。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核心，何论当什么头头。说来阴差阳错，有点儿传奇。
第一章我说过，我考上高中便辍学回乡，林玉梅也因继父去世，而搬回了我家。我同她过了几次性生活之后，听信了一些迷信说教，认为她是白虎防了我，所以我才辍学回家，加上我同她发生关系后，龟头经常发炎红肿，这也使我不快，我不便同她说，告诉了我母亲。母亲看了以后，想请医生看，又怕还要检查玉梅，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没面子。于是，我母亲弄了一些陈砖土灰，用薄布过滤，给我当药上。我向母亲提出要同玉梅离婚，我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但母亲觉得玉梅聪明能干、能吃苦，模样也不错，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这期间，我对玉梅总耍态度、发脾气，她不吭声，只是背地里哭。后来我上了抚顺干校，中间因学校迁到湘潭，回过一次家，对她也是没鼻子没眼。他跟我桂姐很好，桂姐总做我的工作，还告诉她对我要好、要主动，晚上临睡前落蚊帐时，面对帐门，伸开两手做拦帐门的姿势，说是这样可以让我回心转意。没有交合，自然没有怀抱。这也许是天理照应。
1958年8月，武汉钢铁公司招工，玉梅应考到了武钢。先到鞍山受训，学习化验。1959年我出差回家，我母亲、桂姐都做我的工作。或许是，这时候的我，多了点唯物主义，认为她和自己也出来工作了，虽然还有些想法，认为外面比她强的多的姑娘有的是，转而又想，自己刚刚上班，做人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政治进步的；上大学之后，一是考虑自己上学还很困难，她还可以帮帮我；二是自己又读政治，如果这时候闹离婚，也不好看。认命了吧。如果说，在抚顺（湘潭）干校、电机校期间，我还曾想入非非，到上大学以后，则基本不去做非分之想，比较集中心思地读书。这期间，她回到武汉工作。我们经常通信，谈情说爱，逢寒暑假，不是她来，便是我去，双方增进了了解，感情也与日俱增。1966年下半年她奉调支援三线到重庆工作，1967年1月29日给我打来电报，说她来哈尔滨101厂带队实习，要我去接站。
这样，1月29日下午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成员人选、选举勤务组班长时，因为要我去火车站接她而没有参加。我委派潘少林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学校，潘少林兴奋地还未等进到办公室，就在见到我由学院礼堂到办公大楼的道上急忙地告诉我：“在这次会上，联合总部决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17名成员组成，并一致推选你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的班长。勤务组由5名成员组成，刘雪峰，石油配件厂造反派头头、游兴懋，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任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任成员。”
我说：“我怎么能胜任全省这么大的领导责任？你怎么不给我推掉？”
他说：“我怎么能推辞，你又没有授权。再说，我也不好推辞。”
我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一层啊！”
他说：“大家给你摆了好几条，我也很受感动。看来大家对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很佩服，对你很佩服。他们说，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团结大多数干得很出色，是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共中央文件肯定和表扬的造反派组织，这固然是师院红色造反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与范正美领导有方有关。全市不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总是换了又换，而你们师院造反团一直是范正美。他又是政治系毕业班的学生，有理论，有水平，还是党员。他们说，你最近几次发言见地深刻，很有水平。所以大家认为你很有能力，就相中了你。我看这也是件好事，你就干吧。”
我说：“这可是把我吊到火炉上烤啊。不过，事已至此，撵鸭子上架，我也只得干一段再说，你们可得支持我啊！”
他说：“放心吧，哈师院是你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就是这样到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且当上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就是这样，我被推到黑龙江省文革的浪尖上，一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而在10年后被摔得粉碎。其实，我当时想得很幼稚也很简单，一是认为红革委只是一种临时权力结构，一种过渡性的机构，暂时性的机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二是我是由群众组织推举产生的头头，现在推是推不掉的；三是作为省一级负责人最终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我就下。我要注意的是，不住高级地方，不要高级办公用具，不要特殊照顾，夹着尾巴做人，少说多做，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少指使人，紧紧依靠勤务组，依靠群众，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当好召集人。
1月31日下午，由我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我们一起开会。因为游兴懋当时还忙于军工造反团抽不出身来。此前，我们四个人进行了小议。我们简约地议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称为勤务组，设五名核心组成员，他们是范正美，任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任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二是新机构统领党政财文大权，但目前主要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党的领导问题待以后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执行中央政策上；三是确定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我们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间。在这次商讨中，潘复生、汪家道一再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我和刘雪峰传达的联合总部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议论了几句哈工大的反对意见，我和刘雪峰提出红色造反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潘复生接过我们的话头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潘复生当时很小心谨慎，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勇气，令我和刘雪峰感到很震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今天在我的笔记本里还可以找到它的记录。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位老领导感慨时事，此时出此言是不无原因的。
之后，我们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当时文稿起草分成三大块：由任万新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一号通告；由黑龙江日报记者邴瑞年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由黑大的王福成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我的记忆里，潘汪只参加了夺权公告即《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的讨论。他们口不离“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会场走来，同大家见面，在大家一再让坐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
“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只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说。
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当时我见到的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谦虚谨慎”，常常把我们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潘复生说：
“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爽快快地说：
“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他们两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文化水平不同，经历也不一样，表现了当时他们对文革的极度兴奋之情，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作派。他俩的这种不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是铭记在心。
送走潘汪以后，我和刘雪峰留下来，同起草组进一步地讨论《一号通告》的各个细节，接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给全省人民的呼吁书》。我们遵循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力图使这两个文件成为响当当的历史文件。我们咬文嚼字，反复讨论，直到晚间10点多钟。以后又讨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因为一些执笔人还想要继续在文字上对前两个稿子进行推敲和润色，就把致敬电稿留给我来决定。直到大约12点以后，致敬电的稿子才送给我。我觉得稿子写得太长，一是把浓墨重笔用在对毛主席革命功绩的歌颂上，并且用的又多是别人用过的词，缺乏新意和自己的语言；二是没有紧扣黑龙江的特点、夺权的主旨以及夺权以后所应该表达的愿望和决心。我阅读该稿，起草人早已栽倒在一旁进入了梦乡，看来再叫他大改是为难他，并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