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起来还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应该写出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二是造反派队伍内部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地妨碍革命派的团结、同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和夺权，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强调我们在思想革命化这方面的觉悟和愿望；三是表达我们边疆人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一时思潮翻滚，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毛泽东，把原来稿子上的毛主席称谓前用的一连串“最”字抄了下来，还嫌不够，又加了一两个。这就是后来见报的那个电文。因为时间仓促，稿子写得十分粗俗，缺乏认真的推敲和必要的修饰，思想浅薄，毫无文采。我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此文是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风的最真实的写照，因而以后针对这种文风，理所当然的受到学者文人的嘲讽和讥笑。对我的教益是大大的。
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红色造反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5000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我和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驻我省23军军长游好阳、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以及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其他负责人刘雪峰、游兴懋等人站在主席台的站台上。在大厦的前门晾台横额上，赫然张挂着红底白字横幅《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于10点15分正式开始，按照当时盛行的方式，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他们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在大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先后讲话。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程序，由我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这段历史，让我再回放一组镜头：
夺权前几天，宋任穷受周恩来委派到达哈尔滨。周恩来派他来哈尔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取得黑龙江省造反派的谅解，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二是通过他考察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他很好地落实了这两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黑龙江省造反派着实地给了宋任穷两次亮相的机会。
一是27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了各高校造反团分团（我们师院是分队）以上负责人会议，给宋任穷一次讲话的机会，让他对他前期执行反动路线进行检讨。
在这次会上，宋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一再表示很对不起大家，并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高级首长是这么虔诚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从心里表示对这位劳苦功高的湖南老乡的崇敬和谅解。我认为，检讨不在词多，也不用无限上纲上线，而在于说真心话，从心里认错。
二是在夺权大会上请他以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让他代表东北局对大联合大夺权公开表态支持。
在1月31日的这次大会上，宋任穷用稿纸写了500字的讲话稿。事前曾一再要求，希望我看看，我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七行口号，实际不到400字，却赢得了全场10万人的多次鼓掌。他来时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精神。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宋任穷讲话有两个要点：一代表东北局对今天的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及其成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二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决心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觉得潘复生讲话时比宋任穷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没有宋的那份对沈阳的牵挂，虽然他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他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他又说：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潘复生领呼了六个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潘大不一样，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活力壮。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月31日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一组文件，大概是10点多钟，省红革委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进屋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你”，我好生奇怪，心想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电话转到大厦三楼服务台。我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低沉而稳重的声音：“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回答说：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对方的语言干净利落，我也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回答说：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5个人，设班长一人，副班长2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放下电话话筒，我想这是中央核实我们夺权情况，并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的始末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想到，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指致敬电，下同），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必须全部抓紧时间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这说明，黑龙江省第一个搞了“三结合”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办法好，把它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措施。
如上所述，黑龙江省建立“三结合”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当晚，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我潘汪的职务安排；新华社1号很快转发了黑龙江省的消息；接着通过《解放军报》社驻哈记者站，于2月初推动我们造反派头头总结夺权经验，并于2月9日，通过《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毛泽东通过“两报一刊”传到了他对前一段夺权斗争的理论概括：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黑龙江省的经验呢？当时我和任万新、董学章等一些同志做了这么几点分析：
其一、打倒一切严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毛泽东在5月改组了中央文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各单位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本单位领导的问题，差不多的领导遭到了炮击；而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少奇主持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且发出了《中央八条》，对各单位的群众运动实行了高压，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混水摸鱼分子”。但是，这些被压制的少数派，并没有被压服，而在《十六条》颁布以后，他们组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比6月初要大得多的反劲、冲劲，各单位的党组织由于执行了《中央八条》，而全面受到了冲击，变得十分被动，致使各级领导全面陷入瘫痪。到了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开始夺权，加上领导层分化，各单位造反派组织门派林立，山头四起，就使打倒一切更加泛滥。除了党中央，全国各级权威丧失殆尽。毛泽东认为必须解放一批干部，逐步贯彻干部政策。黑龙江提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契机。
对此，《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