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明确、越来越深远。毛泽东的忠告也越来越凸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地研究这样一段历史，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也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是非功过，从来众说纷纭：历史客观，但从来无一段时期没有争议。文革把当时各个方面的中国人都卷进去了，人们以这样那样的理解、姿态参加了那场运动，并且都表示它来的及时和必要。正如一位国人说的真切：在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像其后这样慷慨陈词、似有冒死地把另一些高论引进当时暴热的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以图唤起另一种爱国热忱、建立另一种革命秩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如此之多的丑恶、虚伪现象了。可惜的是，没有。当时“以毛泽东为首”“舆论一律”，他们只是一味地向毛泽东表忠诚、献决心或送检讨书，纵有个别拍案而起的人，也只是批评现象，未能触及本质，只考虑当前，忽视长远；只顾自我，不论国家。当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评之后，马上认输。但是，这些老革命者的反反复复，都被美化、神话了，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却未见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说得好：“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自己做过的事，还得自己说。
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进而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和批判，使我获得了一种解放和自由——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不但对毛泽东，也包括对邓小平；我觉得一切我认为可以、应该说或必须说的，我就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人们掌握的事实、资料以及看待它、评价它的脚位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和结论不同，这原是正常的。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个人于历史角度来说，无怨无悔无愧；从个人际遇来说，却又有怨有悔有愧。
我投身文革，路是我走的，并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总是像幽灵一样跟随着我，永远不能摆脱。无论何人，只要谈论起我，就不能不和文革及其前后的我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写回忆录，必然要讲清投身文革的动机、思想政治基础、思维方法、德性以及我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这就勾起我整个人生的全面回忆，把文革之前、之后的我合盘托出，从而勾画出我的生命轨迹。回顾起来，三个阶段，道路曲折，烙印深深，教诲沉重，难以忘怀。所有这些，都缘起一个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梦的追求。所以，我把自己的回忆录，命之为《秋梦追思》，从孩提时代直到退休。
对于我个人来说，写文革回忆录，是自讨无聊，啃自己种植的苦果；自找麻烦，冒着风险打禁果；对于读者来说，读我的回忆录，简直是爬秃山、吃酸果，而我大段大段叙述当时大环境的一些情况，就更增加了无趣和酸度，这对于我的同时代读者而言，也许是多此一举。然而，对于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我是历史的产儿，又是历史的弃儿，现在我把自己还给历史。请读者评判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的！
同时，我也相信，人类随着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进步、知识与道德水平发展、人文理念普及，追求人类完善和美好的各国人民，一代一代地奋斗，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希望满怀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道德感情的性质和政治倾向、道德原则和政治良心、个性或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
是为序。
写作始于1998年1月
最后定稿于2006年10月
第一章 甘心赴国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德］卡尔？马克思
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个的冲动，它不是各自独立活动的，而是经过调整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整体的人格”。
——［英］拉斯基
人生之球，一半是社会，一半是自我。球体的大小，取决于自我的认知、创新思维以及改造社会与自我的能力。于是，有的人升空为太阳、月亮、星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多数人则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我参加文革，并成为造反派头头，我的一些朋友、早期的校友不太理解。其实，我的人生轨迹，正是社会和自我各种因素促成的。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迈开人生之旅是1938年10月3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位于湘阴、浏阳、平江之间，丘陵延绵，大花河流经这里变得细长，形成一块狭长的小盆地，先人随坡造屋，散散落落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处方圆不出十里左右的特殊方言地带。这里，梯田层叠，水塘多布，以种植水稻为主，杂以红薯、小麦、荞麦等，有山有水，旱涝保收，交通方便，为到湘阴、长沙、平江、浏阳的必经之地，是一块可贵的鱼米之乡、难得的生养之地；父亲在二十出头，同我母亲从我祖父住的大坝上迁到这里造屋开田，新田里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父亲名荣华，字星荣；母亲姓傅，没有自己的名号，人称范傅氏。我排行第十三，是“满伢子”。我这十三的排行，也许是我命运多舛的缘故。
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詈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编花篮、织竹席、堆积木，常受到师傅们和邻里夸奖，这使我感到很骄傲，养成自信，自以为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相信自己将来能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的业绩来。我从小也特别愿意读书，喜欢写字画画，对于父亲要求我做田里的活则毫无兴趣。虽然这样，因为我们家不富裕，我从小就得跟父兄下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常常感到太累太赃，这更激起我努力读书，有一天出去“搞事”的决心。我不愿意干田里的活，父亲说我是个“懒孩子”，有一次因为不按父亲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他很生气，竟要动手打我。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手要打我。他在大门口抓起一把大竹扫巴直向我冲来，我忙关起大门，才避免挨打。此后，母亲常常同他呕气。有时弄得很不愉快，我姐姐便出来替我说情。姐姐常常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看他有不作田的命，父亲就不再说我了。有时，父亲要我那么干，我偏偏不那么干。记得有一次，我和明光（我大哥的大儿子）一起同父亲栽红薯，父亲一再教我们不要把红薯秧子弄颠倒了。我们那时已学了一些植物常识，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根系植物生长特点的印象，于是，我们背着他，恶作剧地倒栽了一行。之后，我们天天观察，发现秧子后来并没有死，而是从秧杈里长出新芽枝来，这使我们感到古老的种田术并非如此神圣。不过，后来这些秧子明显的不如周围的长得好。父亲后来解释说，红薯属于根繁殖，倒栽固然可活，但需要一个过程，耽误生长。
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300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