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文章重申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说，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章引用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的一段话说，“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接着，文章长篇引用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一段关于对待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两个教训的论述，苦口婆心地要求当时的造反派引为借鉴。
其二、无政府主义严重。这是打倒一切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级组织瘫痪，各种党政机关有名无实，不知所措，无政府主义泛滥。如何建立新的革命权威，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结构值得借鉴。对此，《红旗》杂志于2月4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文章论述为了造走资派的反，必须不管他们的“纪律”之后接着论述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于是文章大段大段引用列宁、毛泽东的有关革命纪律的论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反对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文章说：“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又说，“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多么严重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章转而论述了建立革命权威的问题。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
第一、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第二、黑龙江省的经验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着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特别提到我在前面引用的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克服错误倾向的那段文字。造反派内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革成败的大事。应该说，这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事情，何况明察秋毫的毛主席。
第四、黑龙江省的经验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上海叫人民公社，山西，贵州也有自己的不同名字。这些地方也叫临时权力机构，但缺乏稳定的结合机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权威，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反复夺权的现象。黑龙江明确提出军干群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就是黑龙江省夺权经验的可贵之处。基于上述几点，毛泽东当机立断，及时地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做法，快速转发了黑龙江省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一0七，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当时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报社记者，除了姜文品和一位姓郑的记者，从造反派里吸收了师院的董学章参与工作。他们积极推动并帮助我们撰写这个材料。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概括为4条，作为写作大纲：（1）从当地实际出发采取相宜的政策，主要是解放使用潘复生；（2）抓主要矛盾，控制舆论机关和专政机关；（3）依靠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主要是指报社和公安机关：（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夺权斗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促进造反派的思想革命化。文稿由任万新和董学章执笔。成稿之后，我又做了个别修改，命名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共总结了四大条：
一、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最后夺权反动的核心堡垒（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省委）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四、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这个《经验》，《黑龙江日报》于2月6日刊登，2月9日，新华社转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并在题后特别注明“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
第二件事，完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主持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2月4日，我主持勤务组扩大会议，提出了这样五条指导思想：彻底革命的精神，大破大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必须实行三结合。讨论过程中，大家又做了许多补充，由起草组任万新等人执笔。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
第一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使我国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思想去考虑、去建设。应该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为此，必须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破大立，绝对不允许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搞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只有彻底砸烂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拔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遗留下的流毒和余孽。
第二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强化专政机器。通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会被阶级敌人把政权偷偷摸摸地夺回去，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此，通告说，要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
第四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
第五条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五条，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倾向、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时，我要求负责起草的任万新等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恩格斯为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而写的导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十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其二，“……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指对国家的，本文作者注）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之下差。”
所以，在讨论这五条的时候，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最倡导的是普选和能上能下，潘汪最强调的是供给制，他们认为这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供给制条件下的种种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不过，当时我们所有成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必须把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不论职位高低，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原则，《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17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17名委员中，由五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大体上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采取两种形式：充实基层和下放劳动。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在讨论这些组织形式时，潘复生显得特别激动，调子最高。三委一办是夺权前一天定下来的。但搞多少人员合适，我们没有把握，是潘复生给我们下的决心。他说：
“人员多了就互相扯皮，搞文山会海，出修正主义。我看，有原来两委的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是原来的人到哪里去？”
潘复生说：“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关于多余干部的出路，后来省委造反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办五？七干校，那是1968年的事，并不是我搞出来的，梁晓声先生把它说成是我的功劳，那是安错了。
中国的国家机器特别庞大，究其原因，通过我在文革期间的观察，我认为有多方面的成因：一是人口多，事情多；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低，办事能力差，多数人是照抄照搬照办型；三是革命年头长，有一批老同志需要安置，不安置他们就骂娘；四是原来的山头多，照顾了这个山头，就要照顾那个山头。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每次都有一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