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来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许多造反派也是这么想的。
在北京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红政会的问题。红政会是黑龙江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的简称。我当时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这件事也许对研究文革史有某些参考。这里有我就红政会给张万春打电话保存的手稿，我把它抄录如下：
听说明天就要召开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提几点建议：
1、要充分认识这次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红卫兵运动是我国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搞好红卫兵政治思想建设，不但是当前左派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我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并且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已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夺了过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可能有反扑。搞好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要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总结经验，提出任务。同时要为其他左派提供榜样，摸索一些办法。
2、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从会议安排、日程、报告、决议，革委会都要责成专人抓好。
3、重视内容，不要讲形式。会要开得朴实、认真、细致、落实。
打电话的时间是3月16日上午。黑龙江日报在17日第一版用了通栏大标题发了这个电话的精神，并且配发了社论。
这个政工会议是我在家里定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可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我们认为，左派队伍里，出现了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1）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主要表现在对待干部、保守派的组织以及自己内部三个方面。（2）单纯军事观点，主要表现是材料第一，只要干货，忽视活思想；只重视抓专案组，忽视群众运动；只注意冲打，忽视总结提高；只重视镇压反动组织头目，忽视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二是夺权后，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力；对红卫兵组织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抓得不紧；领导对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没有把根子扎在基层。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详细写在《关于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对红卫兵的自我认识和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了解和分析文革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月21日我们乘飞机取道沈阳回哈。在沈阳辽宁宾馆会议室，宋任穷、顾卓新、喻屏等东北局领导人接见了我们汇报团全体人员。宋任穷一再地表示，向黑龙江省祝贺，向黑龙江省学习，黑龙江省创造了革命三结合的经验，希望发扬光大，好好总结。接见时，宋任穷同潘复生一对一式的谈话，没有别人插话，别人也不好插话。概括起来，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三点：
一是关于“三结合”问题。宋说：“革命的‘三结合’是从黑龙江省开始的。在你们召开（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的誓师大会的前一天，哈工大的陈造反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当顾问，我们按《红旗》四期社论精神，和陈造反谈，还是当委员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现在当主任和副主任了。黑龙江省有经验，你们好好总结，不只是省一级，地、市一级也要搞。”并说，“现在结合的干部少了一些，逐渐地要加上去。”
二是潘复生传达周恩来批评军工造反团对27人的处理，宋很有感触地说：“哈军工是个问题，对‘二十七人’反动的大字报，应该进一步批判，但不能扩大化。我们在这方面有亲身体会。过去斗争时肃反扩大化，我们被搞得连话也不敢说。那时我们自己也害怕，搞人家，也害怕别人搞自己，形成了人人自危。过去斗争杀人哪，掉脑袋；毛主席伟大的很。现在不杀人，留头说话，捉起来也没关系，因为还活着，可以说话。”
三是潘复生说到造反团要加强学习时，宋任穷说，“总理怀疑造反派能不能坐下来好好看看社论，好好学习学习，所有的社论是不是都看了？要学习和研究中央的社论精神。要坐下来写点东西，写点好文章。像北京三司的‘破私立公’，上海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文章写的很好。”
此外，他们还谈到矿区、车站、码头等一些重要部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的问题。
看起来宋任穷很兴奋，和他到哈尔滨市的精神状态相比，似乎有所改变，可能从黑龙江的赴京汇报中，看到了希望吧，也或许是黑龙江给了他如此高的礼遇，使他感到一时的轻松。因为在受到黑龙江省造反派的朝觐期间，正是他遭受辽宁两派群众组织的夹击之时，日子并不好过。这是后话。
在我听起来，两位老领导的对话，语重心长，是对军工造反团，也是对我、对我们全省人民说的，很有份量。
北京之行，结束了我的一段人生旅程。
50天，昙花一现。
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样的非常时期，我尽了力。我献给黑龙江人民的是，一片赤诚，一片爱，一个真实的我。
第2部分
第四章 京挝谏鼓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
理路上否，毋惮其难而稍微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明］洪应明
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