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调，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一想去年“9？7”大反复，今年“1？31”反革命事件，看看现在。
我说：去年“9？7”反复，攻击军工造反团，打出了三张王牌：一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有人诬蔑毛主席岁数大了，话说多了，也不一定都对；二是攻击军工造反团说《十六条》是框框，也该打破；三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把陈雷打坏了肋骨。“1？31”反革命事件也打出三张王牌：一是潘复生没亮相；二是学生领导工人，学生篡权；三是工人造反派受压。所以，它们是完全否定革委会的。因此应该看明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逆流究竟从何而来？我列举了如前述的情况，说明逆流来自刘邓、李范五、于天放之流。
第三个问题，当前炮轰派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对此，我说了四点：
第一、当前炮轰赵去非的活动，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赵去非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走资派。应该把矛头对准刘邓路线，而不是新生的革委会；
第二、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第四、造反派分裂牛鬼蛇神乘机出笼了。
最后一个问题，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要把运动的大方向紧紧地掌握住，要揪住其罪魁祸首，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打击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击“三军一团一队”的残余势力。
我引用上述讲话提纲，说明我当时也是坚定的打击炮轰派的，不过我在做法上，力图集中批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而不要把鞭子抽在造反派的身上。我的讲话，被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团按录音整理，他们印发了一个详细摘要，历史研究者不妨查阅。
但是，我的思想性格和我的政治良心，使我重新思索问题的是，处理“6？5事件”之后，我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哈工大有人贴我的大字报时，街头上到处贴出这样的大字块：范正美同志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也不能充当捍联总的领导人了。
1967年6月5日下午四、五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一○七来，要求潘汪接见，并汇报鸡西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要纠缠潘汪，有可能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为避免被动，潘汪要我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当时，潘汪和革委会机关认为，军干群三方面，我可以算是第三位领导人，潘汪认为，由我出面已算是对他们的最高礼遇了。说实话，在文革中直接接触群众，对很多干部来说总有顾虑，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没说好，或说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或弄得很被动，甚至声名狼籍，威信扫地。我知道潘汪也是这个心态，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件苦差事。我当时理解潘汪的心情。不过，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我来自群众，完全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注意尊重他们，不摆官架子就行了。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代表排着队来到一○七，声言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并向他们汇报鸡西情况。我示意收发室让他们进院来。这时省革委会政研室的人已替我写好了一个讲话稿。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个稿根本不能用。因为它通篇是斥责他们的话，不是说他们在鸡西生事作乱，制造武斗，就是指责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且好几处用词上纲上线，批他们的“反革命”、“破坏行为”。我觉得，这不是讲道理，做疏导工作，而是扣帽子、以势压人。当时我想，断然不能用这个稿子。不能激化矛盾，只能因势利导地做工作，同时我认为，这也不是我这个群众代表应该讲的，如果照本宣科，非砸锅不可，弄得不可收拾。炮轰派反对，潘汪怪罪，两边不是人。于是我甩开了稿子，以一个群众代表的身份讲话。我态度诚恳，和颜悦色。先表示欢迎大家关心省革委会的工作，关心全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接着我说，大家有情况要向省革委会汇报，潘汪首长委托我接待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跟我讲，我会如实地向潘汪首长汇报。他们七嘴八舌，反复坚持地对我说：
“我们要汇报鸡西问题，必须找潘汪首长。一定要请潘汪首长亲自接见。”
我说：“关于鸡西问题，省革委会已经派出了宣传队和省文革组的同志去那里，他们搞了许多调查，情况潘汪首长已经掌握了。”
这时他们之中有人抬高声调，你一言他一语，大声喊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况完全相反。”我连忙解释，他们就和我辩论起来，“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怕群众，这和旧省委有什么区别？”
我妥协说，你们多数人回学院去，留下两、三位同志作代表。
“不行，革委会还怕群众么？”来众七嘴八舌地喊道。
我见他们坚持要求，我同他们继续说也是枉然。再说，没有潘汪的授权，我也不好再作什么让步。于是我同他们挥手作别，便离开了现场，回办公室见潘汪汇报情况。我一转背，就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
就是这样，这些军工山下派来者在省革委会驻地席地而坐，宣称直到潘汪接见为止。
这就是潘复生后来口口声声向周总理汇报的所谓炮轰派“6？5冲击省革委会事件”的始末。
“哈军工炮轰派在一○七（省革命委员会）院内静坐了！”
“静坐已经半天了！”
“静坐已经24小时了！”
“静坐已经48小时了！”
……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哈市，又由哈市传到外市县。据保卫部门说，当日苏联广播电台连夜作了广播。
一○七院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6月6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静坐炮轰派的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一○七，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一○七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一○七、一○九，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炮轰派“起出”一○七大院。这时，外面的炮轰派也派出联络员同院内静坐者保持联系，在市内宣传，声援静坐者。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会驻地四栋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数百平米的院落，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山人海。静坐的炮轰派被围在核心，和包围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放松得多，一个个男儿正襟危坐，进一步打起了精神，有一股子神态：且看包围者如何动作。但是双方都没有什么行动，互相对对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保持高度的警惕。院子里只有包围人众在悄声议论着什么，有一种可怕的战斗前的寂静。参入包围的是听指挥的国营工业企业产业工人，他们想的是保卫新政权，随时听命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静坐者是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想的是正义、公道、民主，只不过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对前者来说，青年学生革命太过火了；对后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包围。
这种难堪的局面本来是潘复生一手造成的，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潘复生心急火燎，便于6月7日下午，再次召集捍联总在一○九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这是一次安排对静坐炮轰派动武的会议。
会议室的西北角架起一块小黑板，供指挥员讲解战术画图用。潘复生首先作了动员和部署，论述事态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危害性。他说，决不能让炮轰派继续呆在一○七大院，必须坚决将他们“起出去”。否则不但影响省革委会办公，而且还会影响全局，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提出要调动院内的捍联总，分片对静坐者实行分割，然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同时动作，将他们一个一个架出一○七。同时警告大家要防止院外的炮轰派冲进革委会大院，同静坐的炮轰派内外结合，扩大事态。开始潘复生让我按他的部署讲解一下具体操作步骤，我赶紧上前，按着他刚才说的意见，在黑板上比比划划讲了一阵。汪家道觉得我没有说明白，便走到小黑板前，亲自一边画图，一边讲解潘复生的作战意图。就是这样，潘复生、汪家道拿出了他们曾经用来对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作战方案，用来对付要求他们接见而遭拒绝实行静坐的二、三十名学生。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以抗大机械战校捍联总学生为后卫，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在一○七四栋二楼架起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几千工人动手，把炮轰派架走的战斗方案就这样正式付诸实施。
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省革委会一、二把手具体策划和坐镇指挥的武斗在省革委会院内发生了。我当时被指定到四栋二楼坐镇指挥广播。但是，在如此大的部署和战斗打响以后，我震惊了，我退缩了，我的良心发抖了。我开始重新思考，我觉得炮轰派以静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接见，对待省革委会的态度固然不对，但他们是群众，省革委如此对他们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错误。我的脑海翻腾，心跳加速。思想的动摇，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和呆滞，我不再向前了。我这个前线指挥员，借故走下了指挥台，擅自离开了指挥前线，成为在地上度步的徘徊者。代替我冲上去的是哈工大那位L同志。这戏剧性的变化，并没有影响院内的作战运动。不过以后有人向潘复生打了小报告。潘复生对我警觉了。
炮轰派没有反抗地被“起”出了一○七大院，所有从平房调来的捍联总工人队伍也都撤走了。但是静坐者他们留下10多人，依然端坐在省革委会的门外、马路对面一边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汪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这在潘复生看来，仍觉得不能容忍，他一定要除去这块心病。
正在这余波未息的情势下，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申报的常委名单。批件回到哈尔滨。潘复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认为这是中央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对黑龙江省革委会表态，是一根压制炮轰派的煞威棒。于是决定予以立即广播，以长省革委会的威风，鼓捍联总的雄心，挫炮轰派的锐气。高音广播喇叭不停歇地连续广播新批准的省革委会29名常委名单。为了后面一些事情便于叙述，这里转述如下。他们是：
潘复生（主任委员）、汪家道（副主任委员）、赵去非、关舟、燕文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松花江地区革委会主任）、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原绥棱县半脱产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刘雪峰、宋振业、聂士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委）、游好扬（驻军军长）、张武（某军政委）、张万春、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
潘复生把这些名单的广播，当歌碟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静坐的炮轰派并没有因此卷旗撤退，潘复生也因此想出了新招。
我在前面说过，哈军工造反团负责人几易其人。当时哈军工革委会的实权掌握在山下派手里。于是，山上派领导人策动再夺权，来找潘汪和我，潘汪立即表示全力支持，我也没有表示反对，用的是一种中性语言。潘汪认为，由山上派夺权是端炮轰派的老窝，可收“围魏救赵”之功。但是在做法上，我和潘复生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事应由哈军工造反派自己解决，省革委会不宜插手，特别是不能直接指挥捍联总，调动工人和其他院校的捍联总，这样有挑起群众斗群众之弊。而潘汪则坚持调动平房等工人群众打援，帮助哈军工山上派夺权，鉴于我有不同意见，潘汪便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韩潮。
韩潮是林业厅的一名管理员，父母先后被日寇杀害，14岁参军，文化不高，是部队文化教育培养的高中生。复员后，长期同工人打交道，说话骂骂咧咧，说到要害处，常常不离他妈的几个脏字，给人一种粗俗之感，开始接触很难接受。身高一米八有余，膀大腰圆，虎里虎气，自称党指挥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在他看来，潘汪把如此调动平房工人大军的任务交给他，以为这是党的信任、首长信任、省革委会的信任。于是，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于6月9日，借助于平房2000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56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人财两伤。这件事，也被苏联电台广播，但是潘复生不能说。
一不做，二不休。潘复生乘胜前进，又指挥捍联总于同一天，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至远处。
6？9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6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