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这样对待学生啊。”
炮轰派因要求潘汪接见遭拒而静坐，因静坐而遭潘汪组织群众围剿，被清理，被工人捍联总夺权，革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武斗，在哈尔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原来许多人从政治上考虑，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不能与旧省委相提并论，觉得炮轰派虽然有可以同情的一面，但考虑大方向，还是采取支持省革委会的态度。但在“6？5事件”之后，社会的舆论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快了造反派的分裂。那些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使五星红旗永不变色的豪情壮志，面对工作组的高压毫不低头，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去年反复中，面对“三军”的围剿，表现出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对如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区别于旧省委的省革委会对他们放肆大动干戈，心情岂不震颤；特别是那些见火就着的刚烈青年男女，对此更是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他们奔号于院校之间，诉诸于社会各界。
对6？7清剿事件的余怒未消，平地又发生了6？9夺权的流血事件，6？9遣散事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省革委会的新权威开始贬值。省革委会机关干部原来似乎一致对外，现在出现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造反派的学生们的意见和不同看法，也由水底浮出了水面，由秘密地个别交谈开始转向公开议论，寻求共识和同志了。这时，知道我有不同想法的人，纷纷向我倾吐真情，使我知道了省革委会外面我闻所未闻的情况，听到了群众的心底之呼。但是，我正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顾全大局。当时，我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我想做做潘复生的工作；二是因为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指示，已经搞过好几次清理，凡是对捍卫三结合有所动摇或稍有异议的人就被送回原单位。这些被清理回原单位的人，就要在政治上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特别是已经结合的干部就要再次打入另册了。
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前一段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使我头脑更加清醒：我的思虑是对的，同时也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庆幸自己开始觉醒。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失眠，在床上辗转，考虑自己是造反派推举出来的，要为造反派说话，决不能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当镇压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帮凶和打手，宁可自己丢官，也一定要以造反派给我的地位和影响做工作。为此，我向当时给我当秘书的汪世英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他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不过，我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是小兵，以免挨整。
在表面上，炮轰派的活动据点被潘复生一个个拔掉了，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以为，控制了哈军工，就是控制了哈市学生。然而在我看来，他留下了镇压群众的铁证，使自己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且越陷越深。
古往今来，高压出正气，中外亦然。哈军工炮轰派丢掉了56号楼，失去了支持自己的革委会，丧失了指挥所，一举一动所需经费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炮轰派在军工不能施展其志；黑大炮轰派因于天放自杀、“打于站”得势，难以开展大动作。所以，原来炮轰派集结的这两所院校现在不便他们活动了。炮轰派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捍联总比较薄弱的哈建工的土建楼。潘复生一个个端炮轰派的据点，正好画出了炮轰派队伍逐步扩大的轨迹。炮轰派失去了活动据点，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炮轰派的波浪在群众中涌动。这种人心对比的变化，是潘复生没有看到的。
哈建工位于南岗大直街的中段，是哈尔滨的中心地带。哈建工造反团原来也属于捍联总的部下，因为6？5事件，6？7清理，6？9夺权，6？9遣散，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陈永万、孙铁东等举旗领导多数人参加了炮轰派，一部分头头领着少数人继续以捍联总为伍。
炮轰派在哈建工主楼支起高音大喇叭，成天价地在那里揭露6？5事件、6？7清剿、6？9夺权和6？9遣散真相以及发表群众的各种评论。这里离一○七并不远，只要绕过北方大厦，省革委会一○七大楼高耸的红旗便可以映入眼帘。炮轰派这样撒泼式的大广播，就等于天天向潘汪头上泼赃水，给省革委会摸黑脸，自然成为潘汪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堪容忍。于是，潘复生再次调动捍联总，于6月21日，发动了对哈建工炮轰派所在的土建楼的夺楼攻势。他们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否则，反革命甚嚣尘上。并据韩潮后来说，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大楼。据韩潮后来自己讲，他是顶着抽屉，抡着鞋片子一路“劈呖趴垃”打进去的。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并因此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来自哈工大的那位L××（请读者注意，他这时也不是捍联总的什么头头，却总是不邀而至），在攻进哈建工楼后的当日中午，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大摇大摆，神气十足，英雄式地从阵地走下来，走进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在四栋门口碰到我，带着得意的微笑，喜不自胜，比划着诉说他在“攻打建工楼”时，如此这般地英勇顽强，冲锋陷阵，所以被炮轰派打的头破血流的经过。我没有吱声。心里说：是你们进攻人家挑起来的武斗，有何面目见人。
这时候，我似乎才恍然大悟，前一段，潘汪对炮轰派用的是激化矛盾的办法，引导炮轰派犯错误，然后力图抓住对方的辫子，加以致命的打击。我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黑龙江人民灾难临头。当晚，便把我的这个想法，跟在省革委会政研室工作的任万新和军代表D某两人谈，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为我的觉悟深感高兴。这进一步增强了我要做潘复生工作的决心。
于是，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一○九三栋潘的办公室里，我找他谈心。我对潘说：
“我有一些想法，想跟您谈谈。”
“好啊！”潘复生很感兴趣地说。
“这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潘政委（潘复生当时受命为省军区政委）指正。”我说，“炮轰派有错误，他们把矛头对着省革委会，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特别是最近以来，群众对省革委会处理炮轰派也有一些意见。我想，您一定也会有所耳闻。6？5事件以后，接连发生的6？9、6？21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对待炮轰派，我总觉得不大妥当，请您考虑。”我当时抱着很大的期望，以为潘复生对我是看重的、信任的，看样子愿意听我的谈话。于是我试着往深里说：
“毛主席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我觉得，我们对待炮轰派，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炮轰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他们越来越嚣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些偏差。不过，我也有很大责任。我是群众代表，可以由我出面来做工作，省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问题可以由我出面来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责任揽过来。”
潘复生听到这里，眉头紧皱，瞅了我一下，没吱声，我见他似乎在想着我说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这个问题，最近我反复想了又想，请您斟酌一下。”
潘复生还是不吱声，我觉得，问题点到这里很明确，便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
出门之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我向潘复生毫无保留地交了心、交了底。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我阅历太浅，把复杂的政治看得过于简单的缘故，天真烂漫，过于书生气了。
从潘办回来之后，我首先找宋振业，正欲开口，想不到宋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最近回了几趟农学院，下面造反派对省革委会很有意见，认为这么对待炮轰派，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他们还批评我们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告诫我们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到下面走走。”
这期间，我也经常回师院，我的那些老造反战友都与我有同感。我和宋振业所在的院校，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在前段还极力为省革委会辩解，总团还是捍联总，但也出现了“野战军”，同总团有分有合。在哈师院，因为我的原因，成为坚决的捍联总，以致于给哈师院送了一个绰号——“喳院”，意思是说，我们师院在这次斗争中完全站在省革委会一边，没了从前那股子独立思考和革命闯劲，甚至到了不分是非、颠倒是非的地步，就像清朝末年那个李公公对待慈禧那样言听计从。哈师院的广大师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蒙受了侮辱。他们对于我的觉醒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个说：这才是我们的范正美！不过，我也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小动作，落入被动。
同周围的人交流之后，我感到心里重新燃起了一盏明灯，找回了自己的政治良心。这使我认识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想使人跟你讲真话，必须你首先同别人讲真话。正如俗话所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为了同别离半年来的战友们拉近距离，我给哈师院造反团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有人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警惕有人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话传到潘复生的耳朵里，便打电话找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我在前面说过，穆国兴是哈师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在文革初期就和我们站在一起。潘复生先是找师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到一○九座谈，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而是批评师院革委会“动摇”，并暗示是受了我的影响，当他们提出对省革委6？7、6？9、6？21的意见之后，潘复生认为师院革委会是搞折中，所以，对话未取得什么成果。潘复生又找穆国兴个别谈话，要穆做我的工作，教我不要看错了形势，不要骄傲。穆提请潘注意听取小将意见，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潘认为省革委会没有过错，当然也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整体上没什么问题。他说：
“范正美还是年轻，在关键时候心慈手软。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犯错误。”
对于潘的谈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进行了反复、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认为事情的性质在6？5事件后发生了变化。6月5日前，炮轰派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6？5事件之后，省革委会采取高压，连续发动三次武斗。这是严重错误，应该指出并帮助加以解决。但是，大家认为，我还是应该尽力说服潘汪，争取让他们主动调整政策，由被动争取主动，并建议我给他们担担子。促使我进一步鼓起勇气做潘复生工作的是当时全国引为震动的一件事。
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他们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为此，《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提出：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6月26日，《人民日报》在转发上海革委会《坚决学习和贯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的文件的同时，转发了《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评论，还配发了编者按。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革委会，各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面临严峻考验。
对于这些文章，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进行了学习，联系自己思想工作实际和黑龙江省的当前情况，颇受震动，对前一段工作失误，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极大地激励我要向潘复生进一步做工作的决心。我曾经试图通过学习山东的经验，推动省革委联系实际，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潘复生压根儿瞧不起山东。
7月12日下午，我从师院回来，再次找潘复生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