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1948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更是觉得不能容忍。
在我小学老师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且对我做人发生最大影响的是罗敦德校长。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小事是，学校举行成立少先队中队庆祝大会的前夕，我被推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当天放学后，和其他几名中队委被留下来，参与学校少先队成立的筹备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分配红领巾。当时有几条红领巾不是一块整布做的，而是由两块对缝起来。
“我不要这条红领巾。”我指着一条带接缝的领巾说。
“那么，你说给谁呀？”罗校长兼中队辅导员，面带微笑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一时无言以对。罗校长见我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干部的可不能只想到个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甩给别人。而且都是新领巾，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其意义都是红旗的一角。因为怕担材料，所以，裁剪时就有整块的，也有对接起来的。你说对吗？”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沉默了。
于是，罗校长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几位队干部一连讲了好几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故事。我指着那条带接缝的领巾，诚恳地对罗校长说：“这条红领巾我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你放心吧。”
罗校长甜甜的一笑。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我上大学时，作《回忆我的老师》命题作文时就回忆了罗校长对我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就是罗校长这次教导，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来的。从此，关于公与私也在我少年心头第一次有了意识，并产生了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无比崇敬之情。心里想应该以罗校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
谭老师和罗校长的做法，一反一正给予我影响至深，毕生起作用。以后我才知道，这不仅反映了两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而且体现着两人的不同情操和世界观。共产党员就是与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素养和品格。我原来对谭老师是很敬重的，认为他很有才气，字写得漂亮，课讲的好，但自那以后，我对他便另眼相看了。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才气，但首先还是应该有德性。现在看，这样以一时一事论谭老师未免有失偏颇。
在学校老师的指教下，我品学兼优，期期都得第一，期期都受到学校的嘉奖。但我并不是一个只图自己进步的学生，特别是加入少先队、受到罗校长的教诲之后，更自觉地注意从多方面帮助后进同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帮助杨庚石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做得突出，效果明显。罗校长还把自己得的纪念章作为特别奖，在全校大会上授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在学校里，罗校长还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他指导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排练小型活报剧、话剧、秧歌剧，到附近的乡村演出，搞宣传，作讲演，在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刷大字标语，办黑板报、墙报。当时我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以后又是少先队干部，这些活动，不但有我参加，而且常常是领队。因此，经常在大、小会上讲话，参加筹划一些活动。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宣传鼓动，在罗校长的鼓励下，我做得特别用心，也特别好，常常受到学校和社会的称许，自己也倍感荣光。
人生之旅，前进或拐弯，甚至走回头路，常常因为外部某些特别的事件而改变。在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为我办了一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影响。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桂姐、纯哥、其哥和我。昭哥、桃哥在壮年相继离世，还有我叫不上顺序也没有记忆的哥哥姐姐，或于婴幼年陨命，或在十多岁病折。可怜的父母在连年战乱和频频丧子的打击下，泡在苦难和泪水中挣扎度日，加上过度劳累，身体减弱，到我纯哥、其哥成家分居之后，特别是我母亲的体力大感不支，便想找个帮手。于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父母就张罗给我找个媳妇。
那是1951年前后，由陈运山老先生做媒，给我介绍隔河相对、在九房里住的林玉梅。我那时才十三岁，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何主见，全凭父母做主。不过，在介绍的几个姑娘中，我幼稚的心灵，朦胧地觉得只有林玉梅可爱：方脸庞，浓浓的大眉下，藏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泡，小嘴薄唇，玲珑秀气。而且，她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比我高一年。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常在一起搞课外活动，排练节目。她聪明伶俐，活泼大方，学习成绩好，文体也不错。于是在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可以选择林玉梅。这里我不想赘述当时学校进行劝阻，也不想陈述当时乡政府的力挡，这桩婚事竟然成了：我们俩于1951年农历6月11日，我父亲生日那天，正式拜堂成亲。但是事后，乡政府多次干预，罗校长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玉梅只在我家呆了一、两个月，就回她家继续上学了。这期间，我们抵足而睡，互不打扰，俨然兄妹，直到1956年我初中毕业、高一辍学回家、18岁那年，因为她继父去世，家庭生活困难，她才搬回我家，我们才开始有性的生活。我母亲原来的期望过了几年才实现。
我的婚姻，对于我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叙述。
我于1948年春季入小学，按照当时已经改变秋季入学的做法，我得耽误半年，才能考初中，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没有征求老师、家长意见和处理办法的情况下，在四年一之后，跳入五年级，所以小学只念了五年半。一开始，因为我是自己跑到五年级的，学校怕引起连锁反应，班主任老师采取不承认主义，点名时故意不点我的名，我就自报姓名，如是反复了一周之后，学校见并无不良影响，便承认了既成事实。到五年级，虽然我跳了一期，每次考试，我还是成绩最好。这是我第一次自我主张、自我实现，心里感到很得意。
我学习好，在长沙市住的大嫂很喜欢我，鼓励我小学毕业之后，到长沙市读中学。于是，1953年我小学毕业考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那个时候，长沙市各个中学自主招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那年，七中放手招收了22个初中班，每个班50人。在学校大门上张贴的录取大红榜上，我名列前茅。
我一方面十分自信，自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所向顺利；另一方面又温文尔雅，胆子小，见生人说话脸红，做事常常勇气不足。一方面崇尚浪漫，充满自信，有从事人间一切的情趣和愿望，容易激动；另一方面又理性太强，遇事总好三思，不想好主意并不盲动。我由小学进到长沙市中学读书，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人生的这种矛盾性格。
我是个乡下孩，初次进城，既觉得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好奇；又觉得山外有山，似乎人人都比我强；我因为要改变家乡土语，长沙话说得很别扭，又要不分，跟更一音，听别人讲话流利、动听，拿腔拿调，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所以感到很受拘束、很不自在，似乎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笑话我。这样，初到长沙市，我特别想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感、陌生感、孤独感。到学校报到登记之后，又在大嫂家住了一天，想爸爸妈妈受不了，竟又坐火车径自跑回了老家，是我其哥把我再次送到七中，我才开始了新生活。这件事，直到现在，我的兄嫂还常常引为笑谈。这种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断奶”。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关系甚大。我算是第一次战胜自己，克制了离母的一段最痛苦的情感。否则，也就没有今日的我了。
七中座落在长沙市黑石渡南侧的一个叫做丝茅冲的地方，与长沙市著名的烈士公园的东南隅毗邻。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
初中部离黑石渡不远，校舍建在一个山坡上，美丽的浏阳河从这里擦边蜿蜒流去。从高中部校门口往南走，经过一条S道，就可以看见初中部的新楼耸立在江边黑石山头上的一片翠绿之中。山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大高坡。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平地。站在教学楼的长廊式平台上，凭栏极目，汪洋弥望，阔远齐天，河水银凌，日出喷薄，彩光纷呈，云霞灿烂，鸥莺争鸣；一艘艘运帆，不论什么风向，总是鼓帆前进，教我们好费神猜；一叶叶渔舟上，戴着斗笠的渔民，或张网打鱼，或以鹭鸶捕鱼，我们不断为之喝彩。晴阳气清，微风拂面，水面上不时还传来阵阵歌声。面对这诗情画意，少年的我，常与要好的同学向多祥、陈孟桃、周群辉、周长辉等，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人生。不时或引吭高歌，或吟诵诗句。《浏阳河》成了我的保留歌曲，逢联欢会必唱，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唱的缘故；我的爱好写诗，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记得我在初二写的一首《浏阳河咏》，还得到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彭树植的好评。从教学楼西下，是一条随坡而走的青瓦木柱长廊，一坡三折，直把我们送到食堂。由食堂出来，向西穿过一条林荫柏油路，道南是学生宿舍，道北是约一米半高的陡坡，下面有南北宽60来米、东西可以拉开四、五个篮球场的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往东直通向浏阳河，其西北就是烈士公园的东南角的一个高坡，砌着围墙。翻过山东半岛式的这座山坡，七中高中部便映入眼帘。
初中部处于山岗上，山水成趣，环境典雅，风景优美，好像一幅水彩画，是长沙市不可多得的一所美丽的学校。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我生长、学习的好地方。以我这个农村孩特有的冲劲，加上老师的辛勤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在各方面得以出色地成长，日益进步。初一，我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全校奖励大会上，学校授予我“全面发展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贺校长亲自授予我特别奖章，并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在发言时，其中一句“因为如此”而引起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回到座位上问及同学才知道用词不当。在知识分子面前说话多难啊，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仍然感慨这次教训。
我在初一加入新青团（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初15班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初中部的少先队辅导员，一般由高中青年团员担任。由我担任与我同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还是头一个。初二，我获得长沙市优秀学生称号。初中阶段，我还是班学习委员，校少先队宣传委员。
频繁的团队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我过早地关心时事政治，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小就比一般同学接触领导多，受到的政治熏染多，从而加深了对党团组织的联系和感情。增加了见识，比别的同学学的东西多，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使我学习主持会议，学习听取不同意见，引导不同意见走向统一，等等。
但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