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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下午，我从师院回来，再次找潘复生谈心。潘复生说：“我们个人不用谈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你向全体常委谈谈，再听听常委大家的意见。”
于是潘复生约定第二天即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回到办公室，先找宋振业。宋建议我再找全体群众代表开个会，争取大家的支持。于是，当天晚上，我把当时在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他们是聂士荣、韩潮、孙宝生、刘雪峰、宋振业等，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把我的想法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完全支持我。这使我和宋振业大受鼓舞。第二天一上班，全体常委一个不少地参加了会议。潘复生说明会议议程，要我发言。我说：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夺权“、”6？21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我说完以后，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发言代表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
在我们俩发言以后，潘复生是这样把听取我的意见的会议变成批判我们两人的会议的。他说：
“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如出一辙，用语千篇一律，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大体分这么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在他批了一顿之后，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我和宋振业的意见。在这两天中，我和宋几次交换看法，认为现在是一面倒，他们肯定开过会，商量着对付我们。潘复生过于自信，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要驳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家不会和我们理论。所以，暂时不宜和他们辩论。于是我在会上表示：
“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整天，我当时有三点没有料到。
其一、万万没有料到常委们故意算了一笔糊涂账，把我当不当班长同现实工作扯在里面，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很容易使不明事理的人，简单地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把我的善意批评变成我个人的恩怨和对潘汪的人身攻击。常委们根本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把我个人的任职同潘汪对待炮轰派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以炮轰派的错误，来否定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错误。
其二、万万没有料到，原来跟我采取同样看法的其他群众代表，除了宋振业以外，一夜之间全部倒戈，一下子站到潘汪一面，本来是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意见，却变成了我个人的看法，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其三、万万没有料到，潘汪和常委们只针对我个人讲话，压根儿不提别人有同我看法一致的问题，压根儿不提宋振业的名儿。
这些令我吃惊的情况，使我觉得，必须十分冷静、认真对待。我和宋振业同潘汪以及常委们对问题的看法，在基点上相距甚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闹清楚的。潘汪的自大和偏见，玩弄权术和自以为是，因为常委们发言的一边倒，进一步抹煞了是非的界限，而使他们更加得意，把他们自己封闭和供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嘴难辩，如果继续申述我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这些严重情况，也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相反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是非搞清的决心。我不相信，在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促使我和宋振业更加坚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这就是在三天常委会散会的当天晚饭后，我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当时《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就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前一段各忙各的，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只是彼此点点头也不说什么。这一天，董问我最近忙什么？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三天批。他赶忙把我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
董学章听我讲了几句，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我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6？5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我和宋振业喜出望外。我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我们向他们述说了我们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三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适当措施。
我和宋振业商量，潘复生是不会对我们就此善罢甘休的，因为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他既然敢对手无寸铁的静坐群众动武，对军工、建工下手，也就敢向我们这两个埋在他身边的群众代表施计谋。这在当时，无论省革委还是各单位，把主张正确处理的人视为“暗炮”，而加以排斥打击，习已成风。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记不得是谁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使我们如拨云见日。于是，我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我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我和宋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工作人员去买菜的名义，我们俩藏在车里，准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我和宋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可能是6中）的一间大教室，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我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那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我回去，潘复生得知，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回来后，我们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我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农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工冯昭逢、吴兆基等同志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我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一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我和宋、冯各骑一辆自行车，由冯昭逢领路，与我们相隔100米左右，我们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通过取得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我俩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把我俩送上车，没等跟车人上车冯急忙向我俩做好了交待。我们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冯即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我化名张必胜，宋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我和宋斜躺在守车的坐椅上，只有借助车站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彼此才能看到对方模模糊糊的轮廓。两人不禁相视掩鼻而笑，旋即示意对方不要作声。
这趟列车只到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时间似乎停滞，埋怨火车喘着粗气，在艰难地漫漫行进，唯恐有什么意外停了下来，发生第二次香坊事件，把我们捉了回去。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我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列车飞速前进，颠簸的很厉害。我躺在座椅上沉思，这不成了搞地下工作了吗？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得这么化装进京告状，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我暗自发笑，带着歉意，瞧了瞧宋振业，脑子里盘算着有人上车查问该如何应对。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了。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列车的颠簸，恰似晃动我们入睡的摇篮，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成了我们进入梦乡的催眠曲，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俩急忙跳下车，不慌不忙地绕道走出了车站。
时值7月中旬，骄阳初照，天气宜人，微风拂面，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感到特别的凉爽。我俩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这几天的愁思，昨夜的紧张和疲劳顷刻散尽，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我们说着笑着，自信到了阳光和真理普照的圣地，我们的援救之请必将在这里得到解决。永定门一带的灰色建筑，在我此时看来，倒是银光灿灿，似乎在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一种难于言表的欣喜跃于心头。
到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在宋振业的北大造反派朋友宋××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那时侯，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里住都不用花钱，只需花少量的伙食费和极少的交通费，能步行的，决不坐车。
到了北京，我们不知疲倦，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三条途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进一步报告情况并要求接见。
一是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我们差不多一天一个院校。四处奔波的结果，只见了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三人，其他院校见的是二、三把手，这也使我们心满意足。
顺便说，在我心目中的这些学生领袖人物，一个个该是彪形大汉，具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意外的是，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等人，并非高魁，跟一般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相。蒯、韩，比我的个头稍高一些，瘦瘦的，但很精神，说话声音不高，见面时还有点腼腆。王大滨要比他们两个长得猛一些，显得健康结实，也非有相貌惊人之处。他们几个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们给我的印象，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后来得知，他们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每天都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的，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使得他们食不安宁、睡眠时间少。高兴的是，我们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