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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批评了大联合中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对待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批判斗争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最后，毛泽东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自始至终，忠实地贯彻上述精神。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首先亲自搞了大量的调查。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一派一派地听取汇报，口问手记，慈父般地反反复复地做工作。前前后后，周恩来分别同潘、汪以及两派分别谈话各八、九次，两派在一起三次。
周恩来首先抓制止武斗。当时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由于潘复生坚持对炮轰派的高压政策，凡是出现炮轰派的单位，或是对于出现与他不同意见的组织，一律看成炮轰派，他总是依照6？9夺权的固定模式，调动捍联总的人马先围攻后夺权。致使哈尔滨的武斗升级。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8月27日、28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势下，于9月6日晚，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并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炮轰派在哈尔滨流血，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含泪通过联络员向总理诉说真情。
然而，北京的政治风向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左右摇晃，这时候，又朝向另一边了，使得我们为争取炮轰派的最佳前途，进入了一个极为悲壮的阶段。
10月初，中央文革发表了江青9月5日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的讲话。声称现在有一股思潮，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中央文革。不过，在西苑旅社正式传达江青的讲话是在11月份的事。
对此，捍联总兴高彩烈，炮轰派的情绪一落千丈。炮轰派汇报团原来调子最高的一些人，这时成了泄气的皮球，什么工作也不做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甚至等着挨打的神态。这时候的我，也强烈地感到这个讲话，会被潘汪利用，就像当时借反“二月逆流”之机，把铁拳挥向炮轰派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潘汪的错误就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潘汪就可以肆意镇压群众。应该说，这时候的我，心情特别压抑，甚至还可能强于他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更需要控制情感，张扬理智。情感是社会正义感的原动力；理智是思想路线的方向盘。在炮轰派受压时，我们被唤起的人类爱憎、同情之心所激发起来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更加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而目前特别需要高度理智掌握方向盘，保持正常的思维判断力、行为控制力，使之在恶劣情况下，找到平衡之点。我敢说，在当时炮轰派汇报团内，实际上，只有三个人还能沉得住气，这就是我、吴兆基和冯昭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也深知某些人的一时痛快，这时该大家分尝苦果了。所以，我们三人继续支撑着汇报团的日常工作。而当时调门最高的人，此时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在文革中一直戴着“右倾”的帽子，在炮轰派汇报团中，有许多人也认为我“右”，甚至于束缚了某些人的手脚。但到此时，他们看到那个他们认为“右”的人，却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是他们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继续为争取最好的前途而不懈地、顽强地努力着。他们看到那些迎合高调的人此时一筹莫展。
我们三人觉得，7？20事件之后，炮轰派中的一些人的言行确实出了格，他们只想自己高兴而不思政治发展的特定要求，只图一时的泄愤而不顾政治斗争的根本界限，这些个别人离轨的言行因而使全体炮轰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前，炮轰派汇报团全体成员排队准备进门时，正值总理进大会堂门之际，一位来自外专的炮轰派代表，喊出了打倒潘复生、油炸赵去非的口号，虽然大家当即严肃批评了他，但这件事后来被捍联总揪住不放。又比如，有个别人在武汉出的小报中，出现了一些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汪家道的文章。但是，炮轰派的主体，首先是我们这些头头，是一批老造反，大家始终是爱护和支持省革委会的，“搞垮省革委会”的帽子扣不到我们的头上。我和宋振业，以及边、冯等炮轰派汇报团成员就是为了这一点而离开哈尔滨，冒着擅离省革委会的风险，跑到北京找中央领导汇报真情，请总理评理，现在更需要我们为炮轰派申明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总理和中央领导让我们组成汇报团，与潘汪、捍联总平起平坐。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泄气呢？
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认为炮轰派群众是把矛头针对革委会的。在他看来，炮轰派是革命派，有缺点错误，这同捍联总也有缺点错误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是基于这点，他通过他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汪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汪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我和宋，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抓全省两派的团结工作，从而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我、边士军、冯昭锋、宋振业等人，一再同总理联络员赵刚建议，请他无论如何要向总理汇报，潘复生是会反复的，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是重点，要在北京实现对等联合，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十二条协议》。周恩来听取了这个建议，又下令从哈尔滨调来三个单位——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的两派代表到北京，派出联络员做大联合工作，要求这三个单位实行对等联合，并达成协议，双方在北京签字，向中央保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维护东北边陲的安全。
12月7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10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月5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个别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我几句，也表示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承认潘汪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我第一次认识到所谓国家大局的真实所在，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三、四个月，使我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我算老几？因此，联络员的话我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回到我的住处，回想这次为了炮轰派的翻身，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我要是再不答应潘汪这个检查的话，灾难就要降临我的头上。我想：毕竟把炮轰派的“逆流”的帽子摘掉了，并且同捍联总实行对等联合，至于以后潘汪要反攻倒算，他们怎么检查也是一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努力付诸汪洋，而当时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汪检讨的消息还欢庆了一回呢。
经过半年工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年12月23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