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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搞炮轰派借助于三种机遇：
一是贯彻“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8年之夏，整整进行了两年。到六月份，只有云南、江苏、宁夏、广西、西藏、新疆五省、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这些地方，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地方的大武斗不多，小的武斗也不断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广西为最：铁路交通遭到破坏，无法恢复通车；连援越物资也敢抢，拒不交还；连续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月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也未能予以制止。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发布之后，一些地方武斗仍有发生。其中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的不法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运输，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动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个布告所作出的决定，只约束当前，不具追溯力。但是，潘复生接过这些条文，便以此为令，提出要揪1967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终因是他自己组织捍联总出手而拿不出炮轰派的什么事实，只好作罢。
二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而潘复生以人划线，以事划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派性，一方面在炮轰派中搞清理坏头头活动；另一方面对参加炮轰派的人员中大挖阶级敌人，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案件。
三是在整党中，《红旗》杂志于1968年10月发表的第四期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清除废料，社论有这么一段话：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这些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潘复生迅速地接了过去，用以对付曾经炮轰过他的人——领导干部和群众。
还有两件事，更是直接帮了潘复生的大忙。
一是毛远新“四月来信”，为潘复生抓紧整炮轰派、报复我提供了令箭和契机。
所谓四月来信是1968年4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潘、汪将其公布于众。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如获至宝，令办公室加印而广为散发，这就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潘复生决不是让炮轰派通过学习和整风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大打出手，欲将炮轰派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毛远新始料不及的。我相信毛远新后来能知道他是不了解潘复生其人的，也是不了解总理关于省革委的谈话那么苦口婆心，有一种弦外音之妙。这封信之所以被潘复生作为棍子耍，就是毛远新的片面性所致。他还应该认识，总理接见时讲了两个方向性：革委会对群众、炮轰派对革委会，并没有明确点出来，而从正面加以引导，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毛远新确实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只图一时痛快，做了别人的工具。
再就是穆国兴之死，使潘复生放开手脚往死里整我。
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我同他最后一别是7月初。在这之前，我听说他心情不好，便前去看他。
5月16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十分诚恳，确实是教训总结，出自内心地认错。从检查中看出他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但是，对于这样一份检查，潘复生只是在其检查书的打印纸上面写了“此信打印常委阅”七个不冷不热的字，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
“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我听着他申述自己的委屈，感到他满腹不满和牢骚压在他的心头，淤塞于胸，应该让他都倾泄出来，他的心情才会好得多。否则的话，他会得病的，或者因为想不通而做出傻事。他的一腔衷肠，向谁倾诉，也只有我和其他几个在文革中同他一起过来的人。我劝他：
“老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大河，也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高山。俗话说，乌云遮不住太阳，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不要把眼前得失看得太重。这是对我们党性和人性的考验，坚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也不要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吗，这才哪里到哪里啊。你可千万要挺起来，不要想不开。要想着，我们还有那么多同志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不是属于自己。”
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你说得对，这么多同志的命运同我联系在一起，我怎么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来。”
我说：“你可千万要想开啊。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人联系那么多的人，不要光想我们自己，还要想想那么多跟我们干的人怎么办。”
说到这，穆国兴激动地站起来说：“我那次从北京回来，被他们抓住，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的？”他开始哽咽，沉痛地诉说：
“正美啊，他们把弹簧套上橡皮筒，抽打人，不见外伤得内伤。我现在腰疼得厉害，常常尿血。你看，我的这根肋骨折了。我的眼力也在下降。”
我说：“你该看病看病，不要管人家怎么说。”
他叹惜地摇摇头。忽然说道：“没什么，大不了还去当我的教员。”
我说：“你有这个精神就好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大声说：“放心吧，正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从他那里出来，对胡云飞、任万新和杨桂宾说：
“看来他的精神还可以。你们离他近，一定要多关照他，千万不能让他寻短见。”
他们几位几乎同时说：“老穆不至于想不开。”
然而，我们担心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留下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在党一手培养下，参加革命队伍，入党后将近20年的时间，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我一直热爱党和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犯过大错误，我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参加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去年十月以后就开始认识错误，做了几次检查，今年5月，我曾要求潘汪找我谈话，给与批评帮助，至今无音信。今日倒穆运动，又掀高潮，对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这使我无法理解：初则打成两面派不成，继则企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拉上关系，也不成（因为没有事实），现在则打成漏网走资派。总之，不打倒穆国兴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两派斗争，在中央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月做工作，做得那么细致、耐心，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两派达成协议，中央发了文件加以批示，问题已解决得很好。回来后，按中央指示，大联合迅速实现，形势很好。然而，捍联总撤销市区两级组织大会以后，对炮轰派的调子又逐步上升。目前又把中央批示和12条及三个单位在京达成的协议抛在一边，又重新原来某些人的错误政策，我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对炮轰派瓦解、压垮的方针，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
关于我的问题，我只能说：
一、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背后没有搞阴谋，我的错误是明处的，我和王关戚没有任何关系。
二、我不是走资派，更谈不上漏网。我在教学工作，在61年以后到64年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我犯一些错误是一方面，我在教育革命期间（58年到60年）按主席指示做了一些工作，还有成绩的一面。
现在从反革命分子嘴里抠出几句对我子虚乌有的话或者一两个升了温的材料就强加于我打为走资派，这是妄想。
三、我和总部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这件事，我很痛心，我们犯错误悲剧就在于我们主观上认为那样做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是从忠于毛主席的国情出发的，没有什么个人私欲，没有什么阴谋。在我发现错误的时候，是想努力改的。
我的这些错误，都可调查，会弄清楚的。可以审查一百年，但也不会得出什么走资派、两面派什么反革命死党之类的结论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去年十月的折磨，使我的左眼已失明，连日对这些问题想不通，精神痛苦，长夜失眠，右眼也半失明了，我今天已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条件，我已无路可走了，我要向党向毛主席交待的都已交待了，我没有背着党的一面。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错误把人置于死地，发动一年来的倒穆运动，还没有成功。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你们的私欲，把我完全否定。
穆国兴含冤抱愤而死，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是想错了；在潘复生看来，这为他发动对炮轰派、对范正美的攻势，找到了最好的引爆口。
1968年7月下旬，我随政治委员会工作组（照理应该是我任组长，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由政治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组长担任），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作组成员，不过大家对我很尊重。在五常县三和公社贯彻潘复生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