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下旬，我随政治委员会工作组（照理应该是我任组长，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由政治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组长担任），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作组成员，不过大家对我很尊重。在五常县三和公社贯彻潘复生的指示搞反右倾运动。可能是8月6日下午，我们正在地里劳动，工作组组长钟济福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家里有事，请我回去。我知道准没有好事。
回到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多树对我说，没有别的什么事，“师院穆国兴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感到脑袋被重重的一击，脑海“轰”地掀起一片狂澜，顿感眼前模糊一片。对于穆国兴可能出现意外，我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然而一旦成为既成现实，还是感到不堪承受。张主任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情感，并注意我的反应，沉思片刻后，平和但颇具重力地说：
“我也感到突然，有点儿接受不了。但是阶级斗争是很残酷、很复杂的，我们考虑他可能有什么重大问题交待不了，师院一些人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你对此比我们清楚，所以把你从第一线找回来，由我找你谈谈，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向组织上作个交待。”他又顿了顿，继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希望你要争取主动。”
张多树的谈话虽然很平和，也没有添枝加叶，这是这个军区老政治部主任的风格。我觉得此时此刻，为穆国兴辩解是徒劳无益的，只是淡淡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也不说什么了。我会考虑组织上的意见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穆国兴的自杀，我们感到极度地悲哀。很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可社会上风声益紧：
“穆国兴畏罪自杀！”
“穆国兴是个聪明人、开明人，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要不然他不能自杀。”
于是，经请示潘复生批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立“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由文革组的张永昌任组长。
潘复生整我的升级便从此开始。
关于潘复生整炮轰派的情况，讲起来可能显得琐碎。我想，有文字可考的关于炮轰派的平反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它们现在仍然存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为了减少篇幅和避免重复，也便于人们研究历史，我这里全文复录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1月17日所作的《平反决定》。也许读起来还有点儿意思。仅此一端，便可窥见潘复生动作中的许多奥妙。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十五个
“反革命事件”、“重大政治问题”和因事件
牵连而受迫害同志的平反决定
在清队中我院搞的十五个“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是大卖国贼林彪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叛徒潘复生（注：打倒四人帮之后潘复生叛徒予以平反）推行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革命委员会积极执行叛徒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以下复录这一称谓只提潘复生路线，别的都是原文照抄——作者注）。
搞十五个所谓“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把一派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打击镇压一派革命群众。
在上述极端错误思想指导下，院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秋冬之际，利用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借肃“二月逆流”之名，用“大围剿”和所谓“大打人民战争”的手段，采取颠倒是非，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甚至有的无中生有，将下列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给当事者加上种种罪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所谓事件是：
一、八？一六事件
所谓“八？一六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致使我院两派革命群众大打内战。1967年8月16日，一派群众将另一派群众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中，将该事件定为“8？16反革命武斗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郝忠、吴文中、受触动的有刘洪路、贾作富、张景滨、张云堂等同志。
二、八？二三事件
所谓“八？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驻我院军宣队解放军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一部分群众将解放军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利用贯彻两个布告之机，将该事件定为“八？二三反军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傅成武、陶大方、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李春、贾作富、任国庆、张云堂、张景滨、刘洪路、李志超等同志。
三、九？三事件
所谓“九？三事件”，是在1967年9月3日，潘复生借32中武斗事件下令武装围攻师院。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重大政治问题”，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洪路、任万新、吴文中、李志超、汤宏庆、孙庆发、傅成武、迟广林、陶大方、娄路征、郝忠、靳东昌、隋玉宝、刘守文、张锦龙、温成德等同志。
四、一○？六事件
“一○？六”事件本来是潘复生一手制造和操纵的夺权事件，是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的严重行动。但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反说是一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这样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在“一○？六事件”中被部分群众抓去拷打的有：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潘云波、周玉衡、李春、董斌、刘式勤、马宝荣、崔云亭、王乃安、魏福、金世荣、阎德喜、孙成业等同志，在清队中又将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等六同志作为主要人物进行了批斗。
五、“五？二三”事件
所谓“五？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当时一派部分群众揪斗了另一派群众李桂珍。在清队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李阁清、李云庆、程显友、胡云飞等同志，受触动的有：贾作富、高毅、魏醒学、郝忠、武贵发、汤英、徐忠彦、杨书奎、焦彬林、周玉衡等同志。
六、狗肉宴事件
所谓“狗肉宴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一派革命群众中的部分同志，于1968年元旦吃狗肉举行新年酒会。在肃“二月逆流”时，院革委会将该会定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敌人炮制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因该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宏路、郭宏志等同志，受触动的有：靳东昌、刘守文、章国华、任万新、张锦龙、娄路征、陶大方、张庆国、安宝田、李志超、潘云波、刘玉鹏、张英、张景滨、迟广林等同志。
七、私运军火事件
所谓“私运军火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造成的。当时，因“9？3”师院被围，一派有的群众去沈阳搞一支枪和十枚手榴弹（上述武器早已清点上交）。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私运军火反革命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靳东昌等同志，被触动的有：章国华、杜灵芝、许乃妍、李述之等同志。
八、江北黑会
所谓“江北黑会”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院革委会派性掌权，在倒穆（指潘复生指使师院捍联总推翻穆国兴的革委会主任之职——作者注）高潮中，于1968年7月27日，一派革命群众中的13名同志去江北游玩并议论形势。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江北黑会”。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任万新、牛德林、董学章、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潘云波、董振山、王铎生、周玉衡、李春等同志。
九、三线问题
所谓三线问题，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所造成的。在1968年8月10日因一派革命群众去沈阳调查我省公检法等问题。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借追查三线问题为名，重点揪斗了王世儒、李阁清、胡云飞等同志。
十、制造军火，砸药品库（外库），窃取化学药品事件
此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不断升级所造成的。1968年8月，一派部分革命群众取出化学药品制造土炸药，雷管和火药棉等。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把这个事件定为“严重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袁福才、张洪志、张锦龙、宋文琴、初敏生、刘宏路、王铎生等同志。
十一、砸武器库事件
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不断挑动武斗，我院武器库被砸（武器早已运走）。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这个事件定为一起“重大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刘宏路、任国庆等同志。
十二、王关戚黑线问题
所谓“王关戚黑线问题”，是在潘复生直接旨意下，认定驻哈记者站是王关戚黑线，因董学章是这个记者组的通讯员，借以和王关戚挂上勾，来证明一派不是革命的。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定为“王关戚黑线问题”。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董学章、姜振环等同志。
十三、私设电台事件
在潘复生不断挑动武斗的情况下，1967年在哈师院、哈一机被围前，一部分革命群众想用步话机改装电台，便于两点联系，但未成功。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时，将该活动定为“重大政治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麻桂莲等同志。
十四、绑架谋杀潘、汪事件
所谓“谋杀潘、汪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天，一派在京的部分群众，想找潘复生辩论。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谋杀潘、汪反革命事件”，使郭宏志受到了拘留审查，任万新、李明、马兴彦等同志被揪斗。
十五、改组省革委会事件
所谓“改组省革委会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潘复生大搞以我划线，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季，一派部分在京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反映情况，另一方面也议论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内部个别人员情况。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将该活动定为“改组省革委会事件”，并以此揪斗了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三同志。
以上十五个事件，涉及72名同志。……这些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同时对其子女、亲友在各方面影响也很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潘复生很懂得“釜底抽薪”的策略，他通过挖基础的方式，从哈师院内部来瓦解师院炮轰派进而对我直接下手。这里请允许我原文转述哈师院革委会1971年关于对我的平反决定的前一部分：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被错误
打成“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的平反决定
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是潘复生推行破坏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潘复生名字之前冠以叛徒二字由作者删去）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执行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其目的是为了把炮轰派这一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打击这一派革命群众。为此，于1968年8月正式成立了专案组，搞了专案。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同志（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但我院搞了大量派性材料——原平反决定注）
登在院对敌斗争简报和全院广播的所谓集团“黑高参”“黑顾问”“黑干将”“黑打手”的还有：王世儒、魏醒学、张锦龙、董振山、牛德林、杨桂宾、李阁清、贾作富、冯秉志、董学章、曹仲英、靳东昌等12名同志；在不同的批斗会上被批判点名为“黑干将”“黑打手”的有袁庆寿、刘式勤、郭嘉梅、王宝大、曹晰哲、傅成武等21名同志；因受牵连而被触动的还有四十余人。
为了加重“集团”的所谓罪过，还把常杰民同志当做“集团的”黑后台“打，把共同课、中文系、数学系、历史系、艺术系以及常杰民等的所谓”翻案集团“打成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黑班底。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不但打击了这些同志，而且压制了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同时也打击了干部一大片。在他们之中，有的被关进院政管室，有的被送进所谓学习班长达八个月之久。有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使他们及其家属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
这是当时的组织结论，比我自己叙述更明确，也更客观。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一下潘复生整我所下的气力和一般心计。
潘复生在师院“得手”之后，以为时机已到，又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上对我直接大下毒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此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潘复生于11月中旬召开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进行贯彻。会议扩大到县革委会主任，按地区分组，我被分配到松花江地区小组。会议开始是传达学习全会精神，中间就插入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揭发批判。我所在的小组一开始对我很好，我也全身心投入学习，万万没有想到潘复生对我搞突然袭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想过贯彻十二中全会我应该引火烧身。整我是通过散发宋振业在另一个小组会上的发言检讨简报煽动起来的。�